1978年10月头几天，林乎加正忙着开市委的会议，结果他突然接到一个急电，说让他火速返回北京。
那时候，林乎加调到天津市委当第一书记还不到四个月，手头还有好多事儿等着他忙呢。他就问，能不能等会儿开完了再去。
对方直接拒绝道：“没门，得立刻到。”
到底是出了啥事儿，这么火烧眉毛的？
中央决定让他赶紧接手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负责起北京市委的全部工作，这事儿得立马行动起来，不能耽误。
到了北京，林乎加就跟华国锋抱怨：“我在天津那边，位子还没坐热乎呢。”
林乎加碰到了不少麻烦，他觉得自己在天津待着都挺吃力的，到现在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再说了，他不住在北京，对那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
当然，华国锋心里也有盘算，他这样说道：
对于北京市的人选问题，中央琢磨了好几个候选人。考虑到你在上海和天津都有过工作经验，特别是在城市管理方面，你上手应该很快。所以，中央觉得你特别合适这个岗位。
林乎加犹豫了一下，又说：“现在只能说勉强把局面撑住了，离工作真正步入正轨还差老远呢。”
华国锋干脆利落地说：“不光是那些大城市，全国都还差得远呢。中央已经有了决定，这事儿就别再提了。”
得知中央已经有了决定，林乎加也不再拒绝，他立刻上任，开始找中央的老一辈领导人请教，弄清楚工作中的难题，并着手处理。
那时候，北京市委的工作碰到了点麻烦，原来的市委书记吴德主动请辞，中央很快就决定让林乎加赶紧来北京挑大梁。
林乎加的调动来得挺突然，就连当时北京市政协的头儿白介夫都惊讶地说：“连我们北京市委常委都没得到风声，他这就要来了。”
就像华国锋讲的那样，关于北京市的领导人选，中央那边琢磨了好几个候选人，可为啥最后挑中了林乎加呢？
【进入“小计委”】
1916年，林乎加在山东长岛县呱呱坠地。到了20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两年后，根据胶东特委的安排，他挑起大梁，发动并指挥了埠柳乡校的起义，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这条路。就在那一年2月份，他又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林乎加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学，但他自己努力学习，知识水平达到了高中程度。他思维敏捷，行事果断迅速。1956年7月，他成了浙江省委书记处的一员，主要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
农业一直是中央领导特别重视的事儿。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经常跑到浙江的乡下看看，实地了解庄稼长得咋样，农业生产有啥难题。
1961年春天，大概是四月到五月那会儿，林乎加带着省委的工作团队，还有各地方的领导，直接跑到最前线，扎根在公社里做调研。他们一边搞整风整社，一边动手改造那些发展不好的地方。
就在这段时间，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也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接到任务，带着中央的一个调查小组去了浙江做调查。
这次调查后，林乎加和田家英两人的发现，对毛泽东做农业方面的决定起了大作用，给了他不少实打实的参考。
林乎加在农业方面搞得红红火火，慢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65年开头那会儿，毛主席拍板要搞个“小型计划委员会”，别看名字里有个“小”字，它可担着大担子呢。
毛主席有明确吩咐，“小计委”得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带，别的副总理都不能插手。他还特地选了些关键的人手，林乎加就是其中一个，他被安排做了副主任，主抓全国的农业事务。
为了明确和国家计委的工作划分，“老计委”现在主要管日常杂事，而那个“小计委”呢，就一门心思钻研大战略。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琢磨怎么制定好那个“三五”计划。
毛主席对小计委在制定计划时提交给中央的简要报告，他都会亲自过目，大体上都表示赞同。
在“三五”规划里头，讲到了国防、农业、工业这些大事，农业这块呢，主要就是林乎加在抓。
“小计委”这个部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名要建的，特别看重。农业嘛，在我们国家经济里头，那可是顶呱呱的重要。林乎加能被挑中管这事儿，足以说明他本事不小。
【参与筹建宝钢】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央做了个决定，要派中央的工作组去上海，直接管起来。这次任务呢，就交给了彭冲、苏振华还有倪志福他们三个人来挑大梁。
上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急需一位经济方面的高手一同去那边帮忙。倪志福找余秋里商量，让他推荐个合适的人选。结果，林乎加就这样被大家看中了。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林乎加不管担任的是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书记处书记，还是市委书记的职位，他主要负责的都是财贸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那段时间，我们主要忙活着建宝钢这事儿。
1977年新年头一天，林乎加给冶金部的头儿唐克打了个电话，说上海那边生铁紧缺得厉害，想让咱们在上海搞个新型的大钢厂，设备啥的都得现代化。
打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唐克部长最后答应了，而且这事他也挺上心的。
没过多久，冶金部那边就派了专家到上海来实地看看情况，跟地方上商量着要在上钢一厂新建两个1200立方米的大高炉，外加一个炼铁厂。这事儿商量妥当后，他们就在那年3月直接向国务院申请了项目批准。
光有这些可不行。
1977年9月到10月那会儿，中国派了个冶金考察团队去日本，待了快一个月。他们主要就是想瞅瞅日本钢铁工业到底有多先进，好回来咱们这儿建些新型钢厂。
林乎加一听到消息，立马就看上了上海宝山这个地方，他说宝山工业基础扎实，港口交通也方便，就热情邀请冶金部的朋友过去瞧瞧。
林乎加下了真功夫，最后让新型钢厂项目在上海宝山安了家。
事情还没结束，林乎加为了解决宝钢建设时可能会碰到的难题，专门跑到日本去参观学习。回来后，他和相关部门一起给中央提出了解决办法。就这样，到了1978年12月23日，宝钢的开工仪式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可那时候，上海正举办着典礼，而林乎加已经离开了上海。
【时间不长，办的事儿不少】
1978年6月份，林乎加有了新的工作安排，他去了天津，当上了天津市委的一把手，也就是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了天津市革委会的主任。
从夏天六月到秋天十月，仔细算算，林乎加在天津真正待着的时间连四个月都不到。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分白天黑夜地给老百姓办了许多实实在在、有益处、重要的事情。
首先，帮天津的老百姓搞定了他们头疼好多年的喝水难题，然后又解决了大家吃早饭的问题。
那时候，天津的居民想吃顿早饭，得赶个大早，走上好一段路去排队等。
林乎加刚上任没多久，他就把之前被拆掉的那些早点铺给重新弄回来了。不仅如此，他还发动全市，搞了好几百辆早点车，这样大家吃早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林乎加也让干部们的行为变得更加正派。
有一次，他去了个工厂看看工作情况。到了中午，工厂里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就等着领导们来吃了。
林乎加就跟没看见似的，径直找了个旮旯坐下，从包里翻出煎饼果子就开啃，边吃边招呼：“大伙儿都没动口吧！甭客气，该吃吃，一块儿来。”
现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想第一个坐下。
那时候，天津市为了解决大伙儿的吃饭难题，试着搞了个“面包计划”，可老半天也没啥大动静，进展缓慢。
林乎加知道这事后，马上就下命令：别再试验了，这样太耗时间了。
得赶紧派人去商业部、轻工业部，还有国家计委这些地方，再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转转，瞅瞅现在最先进的面包制作设备和工艺是啥样的。得把图纸弄到手，然后买一套设备回来，直接交给经委的生产财贸部门。咱可别自个儿再瞎琢磨试验了，得快点行动起来。
说到上学这事儿，林乎加了解到，天津那边能招的学生名额真是太少了。可偏偏呢，那年高考有不少人都考到了及格线。这样一来，就闹得很多人明明考上了，却没学上，去不了大学。
林乎加马上组织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工作会议，还把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头头脑脑们都请来了，一块儿商量天津市的大学能不能多招点学生。
会上大家纷纷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宿舍数量不够多。
林乎加关心地问，咱们的教师资源充足不充足？
了解到学校老师够多后，林乎加就建议说，咱可以招点不住校的学生来上学。
他觉得吧，这些考生都已经考过了试，还都达到了及格标准，现在国家又正好缺人才，所以用他们也没啥不行的。
另外，林乎加提议，咱们得把没用的老师资源用起来，那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试着开分校，多招点学生进来。
这个点子邓小平很赞成，所以天津的大学就开了10个分校区，多招了大概8000名学生。
林乎加在天津虽然待得不长久，但他确实帮老百姓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他的好。
来到北京工作后，北京的考生们也碰到了和天津相似的问题。
有了在天津积累的经验，林乎加干起活来变得更加顺手自如。
在林乎加看来，那么多考试达标却没法进校门的年轻人，真是太冤枉了。说不定，他们这辈子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经过持续调配资源，减少管理开销，短短三个月，北京新开了三十六所分校，让一万六千名学生有了上学的地方。
林乎加特别看重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老爱往工厂里钻，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是个十足的“实干狂人”。他自己是这样，对身边的人也同样严格，一点不含糊。
给林乎加当秘书，基本上就别指望有啥假期了。我们俩秘书是换着干的，但这种换班其实就是工作接着工作。
一个得全天候待在办公室，随时待命；另一个呢，得跟着林乎加出去搞调研，就连周末也不得空闲。
林乎加对待工作，向来都是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也从不找借口推掉。他曾这样说过：
干部们思路不清晰，做事又爱推卸责任，导致好多该干的活儿都没人动手。就算勉强去做了，也是犹犹豫豫，一点不积极，也没有啥新点子。说实话，咱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都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
凭借着那股子干劲和热情，林乎加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心，一时间声望大涨。就连北京的老百姓，日常聊天时都爱说“按乎加的意思办”，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后记】
林乎加这人特实在，干事靠谱，以前大家都叫他“救火英雄”。他真就是哪里需要就往哪冲，就像那句老话说的，“革命需要我，我就是块砖，随叫随到”。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是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人。他思路清晰，信念坚定，做起事来脚踏实地，总是能把分内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有声有色。
因为有好多像他那样实实在在干事的干部，咱们国家才越来越繁荣昌盛。真心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人，向他们学习，好好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