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后张子枫在影片《我的姐姐》中，以其不凡的演技，将一位不受父母重视、独立、倔强、反叛的姐姐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老戏骨朱媛媛出演张子枫的姑妈，细腻地刻画了“中国式姐姐”隐忍奉献背后的辛酸苦痛。
影片中，张子枫与朱媛媛之间的互动十分精彩，充满了情感张力，尤其是两人在厨房飙泪那场戏，更是感人至深，触动心弦，精准共情“姐姐”们的隐痛。
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安子恒没有出生之前，安然虽是家中独女，但因她是女孩，这仿佛成了她的原罪。父亲一心想要个儿子，为了顺利批下二胎证，要求安然假装瘸腿。
安然在家里穿着裙子跳舞被人看到，父亲生怕这事传出去影响批二胎证，气急败坏地打了安然一顿。从此之后，安然不再穿裙子，不再跳舞。
在安然的梦境中，父母把她丢在大街上径自离去。游泳池里，安然溺水时，父母冷眼旁观。可见父母给安然留下了多深的心理阴影。
安然高考填报志愿时，报考了北京一所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但她的父母为了把唯一的女儿留在身边养老，擅自改了志愿，亲手毁了女儿的梦想。
无奈安然只能留在本地学习护士专业，毕业后进了本地一所医院当护士。但这个职业并非她所愿，而且不受人尊重。安然一心考研去北京，实现她曾被迫放弃的梦想，改变自身命运。
安然读大学的时候，弟弟安子恒出生，安然与她的家庭愈发疏远。为了能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再被父母所操纵，安然在大学期间不再用父母的钱。她努力打工挣钱，独力承担了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
那天，安子恒骄横地对安然说：“爸爸说家里东西都是我的，你必须听我的话。”童言无忌，安子恒的话语再次证实了安然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和处境。车祸现场，车里放着一家三口合影的照片，并没有安然的存在，连警察都觉得有些奇怪。有了弟弟之后，安然更像是被这个家排除在外的存在。
生为女孩，安然没有得到过多少父母的保护与关爱。在医院里，当那位家庭背景很硬的女医生欺负她时，她只能迎面而上，态度激烈地顶回去。男朋友不理解她，说何必呢？
然而，这正是安然面对欺凌的应对方式。用安然的话来说，“一个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女孩，当她被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被父母所爱，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安然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反击。
父母双双离世，留下年幼的弟弟，叔伯姑婶一律认为，抚养弟弟是安然的责任。“老大当护士，有收入的，供个娃没问题。”姑妈的话语更直接：“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
安然冷笑，明确表示：“我不养，谁爱养谁养。”叔伯动怒，扬言要教训她，眼看就要动手打人，被亲戚拉住，大家闹作一团。
安然独立倔强，在职场上以护士身份敢于跟医生叫板的她，自然也不甘屈服于家族长辈强加给她的责任。对于这个弟弟，安然就没有见过几次，首先没有感情基础，其次安然并不认为自己对他有抚养义务。况且这与她的人生规划相冲突，也势必会影响到她去北京考研读临床医学的计划。
安然决定为弟弟寻找领养家庭，卖掉房子，考研去北京。这是安然认真考虑过后的理性选择。在“姐姐”的身份之前，她首先是她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与梦想负责。然而，安然遇到了姑妈的阻挠。
影片中朱媛媛所饰演的安然姑妈，开始时俨然一副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帮凶模样，认为安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好好养大，试图对安然进行“中国式姐姐”的道德绑架。
姑妈因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自己抽不出身来带安子恒，一心想要安然抚养弟弟长大，以后靠弟弟当门立户。当安然提出要为弟弟找领养家庭时，姑妈坚决反对。安然约那些有意向的领养人在咖啡馆见面。姑妈闻讯赶来，一杯水直接泼到安然脸上：“你要卖你弟弟，我就去法院告你。”
有一对家庭条件不错的夫妇准备领养安子恒。姑妈故意跑去对他们说，安子恒有暴力倾向，在幼儿园打小朋友，把事情给搞黄了。
安然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愿迫于传统观念而牺牲自己成全弟弟，而姑妈就是第一个反对她的人，她坚持着“男孩才能当门立户”“姐姐养弟弟理所应当”的传统陈腐观念，将其强硬地加诸于安然身上。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姑妈自身原来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姐姐”。她就是另一个安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安然。面对“生而为姐”的处境，她做出的选择，是隐忍顺从，牺牲自己，成全弟弟。
姑妈那句“我是姐姐，生下来就是，一直都是”，简单朴实的一句话，不知戳中了多少人的心窝子。这一句，饱含了几十年来的辛酸、委屈，以及自我牺牲的隐痛。
姑妈18岁那年考上了西师俄语系，当时安然的爸爸也考进了中专。家里穷，只能供一个，他们的母亲对姑妈说：“你就不要想了，我什么都紧着我儿子来。”正因为姑妈是女孩，是姐姐，她错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梦想失之交臂。
后来姑妈准备去俄罗斯做生意，刚到莫斯科，就接到她妈妈的电话，让她回来帮弟弟带孩子。姑妈不想回去，但还是因为她妈说了一句“你是姐姐”，姑妈再一次放弃了追逐自己的梦想。
生而为姐，姑妈一次次地做出自我牺牲，为了弟弟的人生委屈自己，为了弟弟的前途让渡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帮弟弟带娃而放弃了一生的梦想，那时她离那个梦仅有一步之遥了。
姑妈的一生，就是“中国式姐姐”的一生。如今，到了安然面临抉择的时候，姑妈自然而然地就站在了传统观念里以家庭为主、为男孩为重的一边，从一个重男轻女思想的“牺牲者”，经由岁月的侵蚀，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它的拥护者与捍卫者，逼迫下一代接受作为女性、作为姐姐的命运。
然而，人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简单的刻板符号。姑妈这个角色，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经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冲撞的过程中，她的情感受到激荡，她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
人物的心态随着剧情的自然推进而发生转变。人物会成长、反思，有所领悟，态度与行为发生改变。
姑妈是一个习惯了自我牺牲的人，她具有传统女性的那些美德：宽容、耐心、无私奉献。看着医院里病床前细心照顾姑父的姑妈，安然承认，无私奉献是需要天赋的，而她没有这种天赋。安然对姑妈说，“你是好人，但好心未必能办好事，我不想像你这样。”
当听到安然说出她小时候被表哥当沙包揍，被姑父看洗澡时，姑妈愣了一下，她背过身去，用力拧手中的毛巾，肩膀颤抖着。安然走后，她使劲捶打瘫痪无意识的丈夫，痛哭。
朱媛媛与张子枫最精彩的一场戏，是在厨房里两人飙泪的那场对手戏。姑妈跟安然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情感张力。柜子上的俄罗斯套娃，牵引出姑妈对陈旧往事的回忆。
安然这才了解到，原来姑妈作为姐姐，曾经受到过那么多的不公平待遇。那些辛酸委屈、愤怒无助、隐忍克制，都像烙印一样烙在了姑妈残破平庸的一生里。那些埋在陈年往事里的隐痛，如今翻出来给安然看到，安然才发现，原来同为女性，同为姐姐，她们经历着同样的性别歧视，承受着同样的辛酸苦痛。
姑妈已认命，“我就这样子了。”但安然不同。姑妈对安然说：“其实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姑妈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哈。”言及于此，姑妈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安然流着泪埋头吃西瓜，姑妈在旁边低头扇着蒲扇，这一幕，感人肺腑。
她们此刻彼此交心，相互共情，姑侄之间完成了情感的沟通，达成了和解。
同一个家族里，女性的命运何其相似，那些生命里难言的隐痛都是相通的。她们都懂的。
姑妈与安然，从最开始的立场对立，到此刻达成了和解。姑妈理解了安然的痛楚与反叛，鼓励安然走出套娃的命运，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独立意识日渐觉醒，她们试图从几千年男权社会的重压之下走出来，追求自己的梦想，渴望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传统的观念依然顽固地扎根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与成见依旧存在。女孩尤其是姐姐，生来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被要求为兄弟或家庭做出无私奉献，而她们自身的诉求却是被严重忽略的。
影片揭示了当代女性在自我与亲情之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在个性自由与道德绑架之间挣扎冲突的困境。
一方面是自身的发展、梦想与追求，另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加诸于其身的为原生家庭做奉献的所谓责任。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她们本能地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要求，但亲情依然顽固地撕扯着她们的心神。
安然正面临着这样的处境，追求自我实现的梦想与抚养弟弟的道德责任之间相互冲突。
对弟弟安子恒，安然一开始冷漠、理性，反抗着家族强加给她的这种责任。但在与弟弟相处的过程中，安然内心柔软的一面渐渐地展露出来，姐弟亲情开始占据上风，对她产生影响。
姑妈在几十年前，面临着同样的冲突。在留在俄罗斯做生意与回国照顾弟弟女儿之间，她并不情愿地选择了后者。与梦想失之交臂的她，多年之后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
姑妈屈服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屈服于原生家庭对女孩的榨取。但安然不同于姑妈。安然所身处的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她独立反叛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安然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安然将何去何从？影片的开放式结局，为观众留下了思考与讨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