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要地震了。
前几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了一篇意义重大的审判报道:5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白天辉受贿11.08亿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白天辉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这是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在经济犯罪领域中极其罕见的一个量刑结果,要知道我国这么些年里上亿的贪腐案件也不少,但死刑判决却很少见,这次白天辉的判决,是我国金融业在近几年里判出的第二例死刑。
而第一例判决,则是3年前因受贿18亿被带走调查的中国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
他是白天辉的直属上级,一案双死刑,如此罕见的量刑结果背后,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波云诡谲呢?被这场判决所改变的潮水流向,又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把大家最关心的结果放在前面,赖小民和白天辉之所以被双双处以死刑,是因为他们两疯狂的冒进和功利主义,让华融集团在2021年录得了1029亿元的净亏损,这是国有企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亏损数据。
把维度放大点,这个数据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年度亏损第二高的企业,排在它之上,是同样在2021年录得6862亿净亏损的恒大集团。
身为一家国有企业,华融集团究竟是如何酿就如此巨额的亏损?两位巨贪了接近30亿的企业高管,又在其中扮演着何等角色呢?
一切,还要从华融的业务类型说起。
01华融集团,全称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用业内的话来讲,就是AMC(Asset Management Company),是一种主要面向不良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响应市场经济的号召,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离,整个银行业在这种大趋势下,也逐渐从原来的行政体制迈向了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验与制度管理的缺位,导致大量的不良贷款堆叠。
数据统计,到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在30~50%的区间,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意味着每放出去100万,就有接近50万的坏账。
而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国际范围内,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让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敞露于外,国际媒体甚至一度叫嚣着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而在国内,WTO入世谈判的关键议程来到了保险、银行等金融领域的开放之上,叠加彼时的国企改制、下岗潮和住房改革,一切的一切,都让国有银行的内部困境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1999年3月,国家高层通过会议确定了以成立AMC公司来承接银行不良信贷的风险处置路线,当年4月,中国信达率先成立,并对国有银行进行资产梳理,在发现规模过于庞大后,又于10月份成立了中国东方、中国长城和中国华融三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就是后来的四大AMC。
随后四大AMC一对一的从建行、工行、农行和中行手中接过了总计1.4万亿的不良贷款,其中,华融从工行手中承接的规模为4077亿元。
如此庞大的资金,刚刚成立的AMC哪来的钱?
钱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财政部直接拨款400亿;第二,央行直接贷款6041亿;第三,四大AMC在四大行和国开行通过公开发债的形式,筹资8110亿。
在这场万亿级的国家杠杆撬动下,四大商业银行得以摆脱历史的沉疴,轻装上阵。
但是风险这玩意,它并不会随着转移而消失,1.4万亿的不良资产,也不会因为被专门进行资产处置的AMC公司承接而变成良性,这些来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所积累起的债务,完完全全是一笔烂账,甚至不少的贷款方,已经在改革中消失。
这也导致了四大AMC在2000-2005年期间基本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以华融为例,其到2005年累计完成了约2238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率仅为20.34%。
看着规模不菲,但别忘了AMC之前从央行和商业银行机构手中融来的1.4万亿债务,这笔钱是要还的,但实际上由于处置回报率太低,AMC机构不仅没能独立运转,甚至还要中央财政往里倒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财政部开始允许AMC机构进行商业化探索,以自负盈亏的形式来达到为国化债的目的,而赖小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02在商业化的考量之下,无论是基于拓宽盈利渠道,还是更高效的处置不良资产的立场,都注定了身为金融机构的AMC公司会将触手迈向其他的细分领域。
2007年,得益于规模1200亿,有着民营金融航母之称的德隆系陆沉,华融以托管的形式接管了德隆集团旗下的德恒证券与恒信证券,拿到了券商牌照,此后两年里,华融又陆续得到了信托和租赁牌照。
2009年,赖小民走马上任,同年华融重组了珠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进军地产领域,次年又先后搞到了银行、期货和私募牌照。
在赖小民的操作下,华融完成了股份制改革,重组为中国华融,其角色也从此前的主要服务于坏账资产处置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变为市场化金融主体,2015年华融借壳在港交所上市之时,其总资产规模达8665亿,成为了一个掌握众多金融牌照的影子银行。
2017年,华融资产规模更进一步膨胀至1.87万亿,年净利润达到了265.88亿,被媒体评为最会赚钱的前30家中国企业。
赖小民上任之时,华融的净利润只有4.03亿,9年时间这个数字翻了65倍,他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在前面已经说过:疯狂的冒进和功利主义。
赖小民上任后,华融内部开始流传起了这样一句话: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翻译一下,差不多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业务,当时正值央行在2011年将存款准备金上调到了历史最高的20%,一次性冻结了商业银行超过3600亿元的资金,导致市场上一度出现了钱荒。
而手中掌握着众多金融牌照业务的华融集团,由于其几乎没有门槛的风控审核和激进的业务扩张策略,成为了彼时的地下财神爷。其业务扩张的大致路径,就是给一些信用较差,没法正常从商业银行融资的企业做担保,利用华融AMC的牌照帮助对方增信,从而获得银行贷款。
在这种策略之下,华融的资产规模从2013年的4093亿飞速膨胀到2017年的1.87万亿,同时其负债额也在飞速飙涨,由2013年的3558亿增长至2017年的1.69万亿。
但还是那句话,风险并不会随着转移而凭空消失,次级信用的企业,也不会因为AMC的担保增信,而立马从风险资产转变为优质资产,华融的激进扩张本质上来说助长了中国金融体系内的风险增长。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2020年轰然炸响的万亿级别巨雷,海航系。
在之前中国资本局的栏目中,我有讲到海航的频繁扩张就是基于金融机构给予的极度慷慨的授信支持,而在海航合作的金融机构中,就有华融系的身影出没。
本该被抑制甚至扼杀在摇篮里的风险,反而在金融机构的助长下成为了更为庞大的恶性肿瘤,到2017年时,整个金融行业内部已经可以说是一摊烂泥,而规模三万亿的明天系骤然炸响,在引爆城商银行巨雷的同时,也让高层开始重视金融体系内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高层举起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大旗,而仍然在唯规模论上狂飙的赖小民,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祭旗的第一号人物。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犯的处罚上曾有过两轮的从重处理的浪潮:
第一次是在1952年,次年我国开启一五计划,用工业化的方式完成了第一轮的经济腾飞;
第二次是在2000年,次年我国加入WTO,用全球化的方式开启了新一轮的经济腾飞;
可以发现,每一次金融死刑的背景,都是新一轮周期启动的信号,这种强有力的震慑,在警醒从业者的同时,也在为新的经济周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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