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浙江江山江郎山景区一条崎岖蜿蜒山路上，行进着几位老人，其中一名男子满头白发，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此人走到一块山顶南侧的崖坡上的一处石壁前，看着二行刻字，随后上前抚摸良久，不胜感慨，老泪纵横，并对身边的人念叨刻字：“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石壁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侵蚀，字迹有些模糊，别人一时难以辨认，但他指头字仍能朗朗上口念来。
中间为毛森、胡德珍夫妇
接着，老人指着字喃喃自语说，这是我自己30岁那一年衣锦返乡回乡时刻在老家的豪言壮语，正是那一年，自己由一名热血青年升任上海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军统局杭州站站长，回到自己的老家江山招兵买马，拉拢朋友、同学、老乡等，很快组建一支成员有数百名的特工部队，称“军委会别动军第二大队”，又被称为“江山大队”，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大侠”，自己的领导下在敌后进行破坏活动，炸日军仓库、炸铁路、狙击汉奸、收集日军情报，暗杀日军军官，保证电台畅通，在日军的心脏地区演绎了一场真正的《潜伏》。
这期间，拿他自己的话说，他率领这支绰号为“大侠”的队伍，穿着便衣，在外界来说的确高深莫测，基地一些乡村民众把他们当作侠客组织，要他们主持公道。由于当地处闽浙赣交界地比较偏僻，民间早婚，常有十一二岁男童，娶十七八岁大姑娘，男童尚不懂人事，女媳不安于室，经常出现公婆来哭求“大侠”“教训”那不守规矩的大龄儿媳妇的事件，有一次，他手下一名队员名叫李锦标，竟然教育大儿媳时，被民女勾诱奸宿，他只是把李锦标打了20军棍，也把民女打了20下手掌了事。还有两个队员赵根生、曹福正在“教训”过程中被诱离开队伍，自此之后，他再也不涉足这些事情。
其实，他的这支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抗日，那时的口号是“前方杀敌除奸，后方生产建设”。上级对他明确指示：所有日寇，不论军职、阶级，格杀勿论：汉奸必须呈报核准，才能执行，盖恐错杀潜伏之人也。特别指示制裁重要汉奸，以期杀一儆百，而收镇压作用。然而，大汉奸防卫极严，深居简出，不易制裁，有很多单位，布置经年累月，毫无所获，经常牺牲不名的人。后来他改变做法，展开全面行动，中下汉奸也杀。我深深体会到，敌探爪牙，对我危害最烈！杭州敌伪情形，我已相当清楚，但行动工作很易失事，为避免牵连，力避与原杭站人员接触，另新发展关系，搜集汉奸资料，开始扑杀群丑。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
当然他们所用武器，一部分是警察局毛瑟手枪，杀伤力甚小：一部分系杂凑手枪，有时使用不灵，后来向比利时买来一批强力式手枪，杀伤力很强，开始轰轰烈烈杀敌除奸。高级首要没有杀到，如伪杭州市长何瓒，对其布置正将成熟，被保安处行动员先行下手，对伪省长汪瑞闓也正策划中，汪见何被杀，惊魂丧胆，重门深锁，警卫森严，难以下手。至于中下汉奸及日军，则杀得鸡飞狗跳，听到“大侠”二字，额手崇敬，加油添醋，越传越神，民间传大侠能飞墙走壁，来去无形，作为饭后酒余谈资，敌伪闻风丧胆。每次杀一敌伪，上级颁发奖金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我都召集各出力人员，当面公平分配。
同时，给队员们明确的任务，一是集中训练，严整纪律，因敌伪部队经常下乡扫荡，奸淫妇女，老幼均受蹂躏，受害村民对日军恨之入骨，自动组成游击队，对这些人给予培训；二是敌伪军下乡扰民时，对其偷袭或伏击，如大队来攻，则退避隐伏；三是破坏敌伪搜括，敌伪经常向当地贱价搜括食米物资等，设法予其破坏、焚毁或劫夺。四是侦察敌伪活动。该地并无军事价值，没有大军活动。但敌方为巩固统治，不断包围清乡；清乡之后，将地方政权移交伪组织控制。必须侦察其动向，及时破坏。
五是带路。抗日队伍进出敌区城市，因人地生疏，道路不熟，故无论乘船或搭汽车、火车，都需本地人带路，让他们发挥作用；六是协助建立地方政权，在沦陷地区，需要建立县、乡地下政权，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七是广布眼线，援救我方工作人员及受难人民。迨至抗战后期，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逃生，令予救护，送来后方。这些行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正是这一年，由于他的地位越来越牢固，他利用自己少将总队长的特殊身份，向自己的上级戴笠明确提出，必须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其实他垂涎特训班学员胡德珍的美色，并给出了具体人选，一口咬定非一个海盐的美女特务胡德珍不要，戴笠看他有些成绩，无奈只好同意，此时的他假公济私，顺势弄假成真，这样，他利用工作之便，占有和俘获了大美女胡德珍。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他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他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在江山江郎山景区游玩的这拨人，便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军统特务头目、杀人魔王，惨害多名仁人志士，绰号“毛骨森森”，后来授予国军中将的毛森，与他相渝以沫五十多年的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回老家探亲，他的祖居江山界牌和仁村，该村正处在江郎山下4公里丘陵之地，开门便对着雄伟壮观的江郎山，抬头便见挺拔峻峭的三爿石，天天照面，形影不离。抗日战争期间，毛森曾化名江石生，以念念不忘自己是江郎山三爿石的日月精华而抚养成人的，已经85岁他不顾年迈，携一家人重登江郎山。由此发出了一番感慨。
毛森剧照
也正是这一年，自以为功成名就的毛森，自己回乡把老家的地名也给改了，当年，他老家的这个村子门前高大的山岗蕴育了二条小溪，逶迤如带，环绕村前向东流出，日积月累冲积成一个小小的盆地，建了一些房子，小溪上面的那个村子的名字叫上陈村，所以这个村的名字叫下陈村。自从毛森成名之后，衣锦返乡，第一件事情就觉得自己老家村子的名字不好听不雅，而且下陈这个村名邻近一些乡镇到处都是，容易相混淆，所以，要改名为和仁，意为和睦友仁，并且在当时上海媒体《申报》上公告。村里人至今还在谈论这个村名。
毛森老宅
毛森，原名叫毛鸿猷，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石门琚家岗下陈自然村，哥仨个，他是老三。毛森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从小就下地干活，就在他15岁那一年家境有所好转，父亲便找了个地方让他读小学，因他成绩不错，连续跳级，小学还没有毕业，寻思能冲上去的他就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试着去考试，竟然真的考入衢州第八师范，几年之后毕竟就谋了一个小学教师当，且沿用毛善森这个名字。
这时戴笠在杭州办了个警官学校，不甘寂寞，又想凭自己的学识去考大学，还是借毛“毛善森”的名字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当年担任特派员的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毛人凤本名毛善馀，这毛善森不仅同是“善”字辈，细细一排还是自家的同族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才知道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竟是借着本家兄弟的毕业证考上来的。当毛森战战兢兢地向毛人凤说明原因，没想到毛人凤并不生气，还将这位老乡视为了心腹。毛森警校毕业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他被送进了特训班，接着又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在加入军统填表时，他按照毛人凤的指示去掉中间的善字，将毛善森改成了毛森。
毛森老家的图片展
毛森在同乡的提携下进了军统，不得不说的是，他真是个人才，在那乱世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驾轻就熟，需要承认的是，他在抗日民族大义上也是毫不含糊。凡是认识毛森的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抗战期间，他比较著名的是二次被日军抓获坐牢的事情。
第一次入狱，是在他新婚燕尔不久的日子，一个名叫赵懿义的小特务把他连同店铺都供了出去，赵懿义的父亲在杭州凤山门外开了一个打铁店，这本是极好的掩护，但这人20来岁，少不经事，常信口开河，暴露了身份。日本宪兵把他抓去后，一顿毒打，他便招供了是抗日分子，还诱捕了与他直接联络的总交通员，那个时候毛森是单线联系，赵懿义并不知道毛森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都不知），只知道他和军统有联系，日本人也没有搜 到关于毛森军统身份的证据，毛森在监狱里面始终说自己只是一个商人，而且始终不肯招供。在狱中，凶惨的日军对毛森动用了各种酷刑，但毛森始终牙关紧咬，坚称自己就是个布匹商人。说实话，能抗住酷刑，就算是个出色的特工，因为大多数人扛不住刑讯这一关。
正是毛森骨头够硬，打死不承认期间，军统展开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先是找一些知名商联合签名作保，声称其是真正的商人；还掏钱买通汉奸，让他们帮忙说情，尤其是夫唱妇随，在监狱外头的妻子胡德珍到处联合商户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军抓捕合法商人的罪恶行径，日军宪兵又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又遭受众多商户游行示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方齐下，不得不顺水推舟释放了毛森。
第二次入狱是在毛森担任上海行动别动总队长期间，负责在敌后展开破坏活动，这个行动队让日军头痛不已：军用码头被破坏，铁路被炸毁，很多汉奸被狙杀。于是，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大肆搜捕行动队的人，并最抓获了三个队员，其中一个名叫陈纪廉遭受不住酷刑，便供出了总队长毛森。对于行动总队长毛森的被捕，日本人特别高兴，盛筵庆贺，派重兵看守。他的妻胡德珍是行动总队的上校总书记，掌据着全盘工作，由于电台没有破坏，仍然接受上级的指示，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只是因投鼠忌器，暗杀、爆炸停止了。
此时已经是强驽之末的日军觉得末日快要来临，知道毛森在一些行动中作用不小，千方百计想想软化他为己之用，派了不少汉奸来劝说他，要他投降，到汪伪政府效力，但是毛森一直没有妥协。当时，日伪认为毛森地位高，居为奇货，非但没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自己后来回忆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毛森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日伪认为他说得有理，“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也因为这样，日本人认定毛森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可见，毛森和日本人打交道，说好听点，是诈降，是虚以蛇委；说不好听，直接就是投降了——都在替日本人做事了不是？也有人说他至少是半个汉奸。
毛森这个人善于钻营取巧，会走门路，的确是块做特务的料。这不，他利用日伪软禁他尚关在日军监狱中，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在狱的毛森利用妻子胡德珍将将行动计划传递，一举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并一举暗杀余玠。得知真相的日军大怒，计划对他处以极刑，一时他处于危险的境地。
晚年毛森与妻子
不过，毛森再一次化险为夷，他故技重演，再次用黄金拉拢收买日军中的华人宪佐邢俊才，并暗助他出逃。毛森对这次死里逃生自己回忆说：之所以能成功，最大的成就便是那部电台一直是联系畅通的，通过他的妻子胡德珍传递命令，他的电台之所以没有被余玠之流破获完全得益于谨慎小心，发报时时间极短，稍长点电报都是分几次发送，敌特无法有效定位，而且通讯密码启用了美国新研发的加码法，再插入中国古诗词，破译起来颇费功夫。这样便成就了他的一切。这也正是他的传奇之处。
毛森逃出监狱后，从此迈入直线上升的通道，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曾经在上海潜伏的毛森因熟门熟路，由一名被人追捕的犯人，摇身一变成了追捕人的指挥者，大逮捕后就是大接管，毛森接管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全部财产，和李士群的衡山路公馆、立泰银行等等。这些汉奸的财富惊人，单是周佛海一人，就有存折13万美元，黄金饰物1千多两，股票320万元，房屋16处，还有大汉奸盛幼盒，他家里的痰盂、脚盆、烟 灰缸都是黄金制造的。审讯时，法院宣布他的财产有大金条74根，而查封登记簿却变成47根，这些金条都被毛森私吞。此时接收大员的毛森，一下子便成了富豪，可谓是一夜暴富，便更有资本去角力更高职务。
当然，毛森最大的恶行，便是上海解放前夕，时任警察局长的他大开杀戒，大肆捕杀地下组织成员、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有记载显示，他在“短短3个月内抓捕了3000多名进步人士，其中3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残忍杀害”，他还制造了厦门的白色恐怖，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1949年5月中旬，上海四周已闻隆隆炮声，我军在上海外围发起了进攻，那炮声雷动的响声，让关在狱中的革命者们几乎看到黎明。然而，此时的毛森紧急下令，突击处决了大批革命志士，据被捕的刽子手回忆，有的在监狱院内被活埋，有的被押赴城郊树林中被枪决，有的被套上麻袋沉到黄浦江底，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毛森之恶，乃是穷凶极恶、人性灭绝。
他在大陆生长的两个侄儿见到叔父毛森和蔼可亲，毫无架子，还有些温文尔雅，怎么看也不能与杀人魔鬼等同，便拿着《江山县志》的文章问他：“三叔，书中写的说你是杀人魔王，你当上海警察局长时，杀了不少党内外人士，是这样吗？”毛森没法回避的他只好说，是事实呀，但我要吃饭呀，当了这个职务总不能不保饭碗呀，忏悔之泪流得满面，人家一看，年轻时和耄耋之年的老翁差距咋这么大呢？
毛森的儿子
这期间他撰写了一本10万字的回忆录名叫《立地成佛》，一听这题目就知道对年轻时所犯罪恶的忏悔，意思是放下了屠刀，重新做一个好人，这就是他对自己一生所犯罪行的真正忏悔，这次毛森回到老家，尽管他恶行累累，当地人对他还是谅解，并为他重新的故居，半年之后去世了，终年85岁。其恶行伴随着他的死，被尘封进浩如烟海的历史之中，后人只能对倒在其屠刀下的革命先烈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之情。
行文至此，我猛然想起《窦娥冤》中的一句台词：“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