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金秋，武官邓文仪自苏联归国后，抵达风景秀丽的南京进行工作汇报。

休假时，邓文仪发现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中的文章，论述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此时，国共关系紧张至极，红军长征刚毕，于陕北尚未稳固，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蒋介石同样苦恼，他原计划彻底消灭红军，但华北局势突变，打乱了他的部署。

邓文仪头脑敏锐，善察细微，见“统一战线”四字，洞悉中共温和政治意向，即刻安排译文呈交蒋介石。

蒋介石老谋深算，迅速想出对策，但周总理也受困其中。幸而毛主席保持清醒，提出了解决方案。

【红军的现实处境】

1935年，红军初至陕北，面临缺衣少药困境，部队减至不足万人。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后，生存危机得以暂时缓解。

面对未定的命运，红军为寻根据地并打通至苏联的通道，制定了东征战略部署。

东征目标是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他凭多年经营拥有稳固统治。且山西地沃民丰，与陕西民少地瘠不同。

北方地区中，山西相对富裕，且以晋商闻名全国，这些因素均表明山西适宜作为新的根据地。

红军东征初期进展顺利，但阎锡山意识到单凭己力难以驱逐红军，遂向蒋介石的中央军求援。

此时，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剿灭红军。

他未再用长征时的“驱虎吞狼”计，改派陈诚、汤恩伯真心助阎锡山，意图将红军逼至绝境。最好在山西境内“剿灭”红军。

实力对比变化后，原本占优的红军被迫撤回陕北。

接着，红军规划了西进方案，但遭遇重大阻碍，伤亡严重，再次面临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无论西征或东征，均以“反蒋抗日”为旗号，旨在寻找立足之地，遗憾的是，这两次军事行动均未达成目的，均以失败告终。

红军见前路受阻，高层需转变策略。恰此时，华北发生震撼事件，扭转了红军命运。

【华北事变的影响】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侵华，至1935年，其侵略步伐进入新阶段。

华北事变集中爆发于1935年5月至10月期间。

当时，日本以天津日租界内《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及《振报》社长记者白逾恒被杀为借口，要求国民政府撤离华北的相关机关与军队。

华北人民对这起事件愤慨不已，日本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野心明显，社会上反日情绪日益汇聚。

"一二九运动"后，压抑情绪得以释放。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张抗日者渐增，部分爱国将领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坚决要求北上抗日。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行为侵犯了英美等国在华权益，致使其转变以往对日姑息立场。

总之，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

蒋介石作为当时名义领袖，需回应舆论。对红军政策，他不再单一依赖军事手段，转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策略。

【传递消息】

此时，国民党智囊如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言：“中日战争难免，应如何联络中共共抗日寇，并防止苏联借中日之战助中共势力扩张。”

蒋介石赞同与红军交涉，遂派陈立夫与邓文仪前往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潘汉年进行谈判。

此次商谈未获实质进展，但为两大政治集团多年交战后的首次接触。此先例一开，未来或有更多交流机会。

在国内，陈立夫因故无法亲自出面，遂委托铁道部长曾养甫，由其全权处理相关联络工作。

曾养甫为国民党“CC”组织核心成员，与陈立夫关系密切，且深得蒋介石信任。

11月初，曾养甫联络了谌小岑，他早年加入周恩来创立的觉悟社，与周恩来私交甚笃。

曾养甫派谌小岑从杭州至南京，任务是建立与红军的联系。谌小岑接受后，积极行动，决定通过与红军交好的宋庆龄来达成目的。

1936年1月，宋庆龄在莫利哀路29号寓所会见了董健吾。

董健吾身为基督教堂牧师，实为资深地下党成员，被赋予绝密信件任务，需亲自将信件呈交给毛主席与周恩来。

宋庆龄嘱托董健吾：“此行关乎国家民族命运，责任重大。事成对国家大有裨益。”并交其孔祥熙签名的委任状，以便以调查经济为由进入陕北苏区。

临行之际，宋庆龄将一大包苏区急需的云南白药交给董健吾，嘱咐他务必转交给红军，展现了她的仁慈与关怀。

2月27日，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向毛主席和周恩来转交信件，内容关于陈立夫主张的“联共抗日”，并附蒋介石的问候。

3月4日，毛主席回复董健吾电报，愿与南京当局谈判。此后，联络渠道畅通，国共双方交流频繁。

红军要求停战抗日，释放政治犯，并保障人民政治自由。陈立夫在了解红军政策后，提出了四项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红军参战抗日受欢迎；二，与日军作战待遇同中央军；三，设民意机关转达红军意见；四，红军可选区实践其政治经济理念。

众人期盼国共共赴国难之时，周恩来亲笔长信，由张子华转交密友谌小岑，信中致谢其奔走之功，并盼其赴陕北共商合作大计。

周恩来深信蒋介石，但毛主席觉其中有诈。蒋介石中央军未撤至黄河对岸，收编细则也未明。毛主席主张接触同时保持警惕，密切关注中央军动向。

事情发展如毛主席所料，蒋介石表面欲与红军合作抗日，实则暗藏诡计，仅为缓兵之策，意图麻痹红军。

他首先展现善意，优化与苏联的关系，旨在构建中苏联盟，以此牵制日本。

他意图利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向红军施压，迫其交出武装，放弃斗争，接受其提出的“政治和平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意图通过和谈如宋朝招降梁山般招降红军，或至少麻痹红军，将其暂时困于陕北。

1936年7月，蒋介石于某会议宣称：“为应对红军，中央最低目标是确保领土完整。”

补充指出：“若有人迫使我们签署承认伪政权，那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底线，也是我们做出最终牺牲的时刻。”

蒋介石计划清晰，先平定广西、广州以争取时间，随后再彻底消灭势力微弱的陕北红军。

1936年9月，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意图再次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红军问题。

周恩来致电陈立夫，质询道：“蒋先生既解两广事变，又调胡宗南入陕北，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内战可停于西南，为何不可于西北？”

因蒋介石反复无常，诚意缺失，周恩来暂未出面，改由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同时，红军已做好准备，以防蒋介石进攻。

之后，红军调整策略，将“联蒋抗日”变更为“逼蒋抗日”。

毛主席洞察秋毫，善用比喻说明问题核心。他言：“对蒋介石，如陕北农民赶驴上山，前牵后推，不服则鞭打，否则其必捣乱、使性。”

国共交锋之时，陕西的张学良处境艰难。他面临内外压力，最终发起西安事变，这一行动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结语：】

蒋介石虽为军人，却以政治为长，颇具能力。他宏观视野开阔，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难以凝聚成有效整体。

此外，蒋介石遭遇的对手极为强大。若论政治手腕，蒋介石或许需深入研读《资治通鉴》以提升自我。

《陈立夫与国共二次合作》载于《贵州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11月第6期，探讨了陈立夫在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角色与影响。

《“联蒋抗日”与“逼蒋抗日”关系浅探》，《南都学坛》1988年第4期，文章深入剖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旨在明确两者在抗日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及相互影响。

《中共党史人物列传》第68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保持了系列著作的编写风格，逻辑清晰，用词准确，全面记录了重要党史人物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