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连续带娃的家长们可能感觉放假比上班还累。不管在家陪玩儿，还是带娃出游，妈妈们承担的照顾责任往往更多。很多妈妈都感觉，自从有了孩子，就很难有纯粹的休闲、娱乐。碎片化的时间、不得不优先考虑孩子的需求，种种限制让妈妈们能选择的个人活动越来越少。

在本就有限的选择中，似乎还有一条隐秘的鄙视链。如果一位妈妈闲暇的时候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应援，很可能被贴上“疯狂”“丧失理智”“不成熟稳重”的标签。“烛光里的妈妈”作为伟大奉献的正面形象被歌颂，“灯牌里的妈妈”则是社会新闻里被群嘲的对象。她们自己也更容易觉得羞愧、内疚，好像追星就是比练瑜伽、画画、插花更低等的兴趣爱好。2021年，综艺节目《奇葩说》曾有一道辩题是：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完全不着家，我该不该阻拦她？在展示辩题背景的小品中，追星妈妈被夸张演绎成为了追星“抛夫弃子”的刻板形象。

澳大利亚作家塔比瑟·卡万（Tabitha Carvan）在36岁时迷上了英国明星“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当时她的儿子四岁，女儿两岁。2010年起，随着英剧《神探夏洛克》系列播出，剧中夏洛克的饰演者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全球爆火。每天晚上把孩子们哄睡后，只是打开电视盯着“卷福”的脸，都让她感到无比快乐。

成为“卷福”的粉丝后，塔比瑟开始思考“痴迷”和“爱好”有什么区别？女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纯粹的娱乐体验？为何成为妈妈以后追星会感到羞耻？她采访了很多和她一样迷恋“卷福”的妈妈，想要打破大众对“追星妈妈”的偏见。她把这次追星视为“一场勇敢的，甚至具有颠覆性的反抗”，重新发现热爱最大的意义就是“夺回玩耍的空间”，允许自己保持“有益的自私”。

塔比瑟花了六个月，把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写成一本小书《This is Not a Book about Benedict Cumberbatch》（《这不是一本关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书》，中文版书名《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试图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些看起来非常琐碎、非常愚蠢、非常无益、非常不必要的事情，如果它能让你感到快乐，那你就没有虚度时光。” 我们采访了塔比瑟，关于一位妈妈在日常困境中如何夺回自己的时间。

撰文｜荷花

《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澳] 塔比瑟·卡万 著，左蓝 译，野spring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偷感”很重的

追星妈妈

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时，塔比瑟因为工作原因辗转于不同城市。她喜欢用博客记录旅居时的外来者视角，这些内容也受到媒体青睐，给她带来成就感。当“卷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她34岁，刚生完两个孩子。“孩子的事情太多了，我每天都度日如年。”她的博客停更了，也无暇关注“卷福”。每天的生活只有喂奶、哄睡、采购、做饭、洗衣服，她不需要思考，也没什么情绪。“一切看上去并无大碍，只不过每一天都变得庸常，我停止了探寻。”

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女性完全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以周为单位）。“这是母职的恶作剧：你无法在有孩子的同时做自己。”“每一天——一天几百次——你以各种微小的方式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和理想的方式。”她在生孩子之前只是见过这些事发生在其他女性身上，但她觉得这是她们运气不好，或是生活方式过于传统，自己不会堕入如此境地，因为她有“进化的丈夫”和“灵活办公”“性别平等”的小环境。但现实是，一切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那时塔比瑟常常被问：“你为什么不写作了？” 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生活里没有趣事，她也没有新的观点，有什么好写呢？她感觉自己不再完整了，骨盆底不完整、时间不完整，一切都是破碎的。

克尔凯郭尔说：“失去自我是最可怕的灾难，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仿佛什么都不是。” 她太习惯低头看着孩子，偶尔抬头发现镜子里自己的脸时，甚至深感震惊。她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看到一篇谈论母职与写作的文章：“自我的瓦解，在那之后原初的形态将不复存在。”她感到这就是成为母亲的体验。

终于，在小女儿断奶后，“卷福”进入了她的生活，让她再次想起：“我是谁？” 某一天，看着电视里频繁出现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卷福”饰演）时，她突然感到久违的“心动”，那是一种被她定性为“青春期畸形边角料”的感受。“这感觉真好。”作为妈妈，她最激进的想法也不过是“产生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感受。”“放任自己跟随这种感受，只因为你想这么做。”

《神探夏洛克》第一季剧照。

一遍又一遍看“卷福”主演的剧集，读有关他的文章，看他的所有采访，手机里存了无数张他的照片，做饭的时候放着他的声音……一切都像年轻时对心动的人所做的那样。但这种快乐没持续多久，当塔比瑟发现自己迷上“卷福”时，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慌。“我似乎正处在犯错的边缘。”她在内心提醒自己。

塔比瑟感觉自己和那些沉迷享乐的实验室老鼠没有太大区别，她惶恐于痴迷、失控的感觉。当丈夫随口说《神探夏洛克》只是一部电视剧而已，她感到这是最严重的婚姻危机——他居然不理解“卷福”对她的意义。因为这件事她无法言说、解释，她羞于启齿。在她的观念里，观鸟、听歌是健康有益的消遣活动，痴迷明星则完全不同。

为了证明痴迷的正当性，她开始查阅各种论文、书籍，采访那些把痴迷转化为强烈专注和奉献精神的同人小说作者。她相信“每个人的痴迷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拥有闪闪发光的硬币，它们完美地承载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欲望”。

韩剧《请回答1988》（2015）剧照。

尽管如此，在这本书的前半段，塔比瑟和周围人谈起“卷福”时，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突出痴迷明星的不正确性，她总是用戏谑的语气抢先一步自嘲自贬；提到正在写一本关于自己如何爱上“卷福”的书时，会以“哈哈哈哈哈”结尾，因为她害怕别人的评判。

“只有将我的痴迷确定为某种古怪的性欲或荷尔蒙失调造成的精神疾病或某个深层问题的征兆，我体内积压的那些感受才说得通。”她一度想给作为母亲追星从精神分析或者各种角度找出解释，却发现女性总是“谴责自己的幻想，驱逐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当她遇到更多“卷福”的妈妈粉丝，发现她们和自己有很多相似的感觉。这种群体经验让她非常想搞清楚，为什么一件无伤大雅的事，会让自己觉得有违伦理道德？为什么一种全新的热情会引发身份危机？为什么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同时带来恐慌、尴尬、内疚和羞愧？

理性vs疯狂

爱好需要有意义吗？

塔比瑟本以为生活停滞、自我崩解都是因为生了两个孩子。但当她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发现了一些以前忽视的线索，高中时女性特有的自我规训已经初现端倪。青春期时，塔比瑟沉迷于“U2”（爱尔兰摇滚乐队）和“INXS”（澳大利亚男子新浪潮摇滚乐队），像所有青春期女孩一样，她想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收集唱片，自学爱尔兰语，还为了加入粉丝俱乐部寄出自己的零花钱。“当我开始做某事，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她不想成为“脑残粉”，想做专业的乐迷，她开始创作自己的粉丝乐评杂志，梦想有朝一日成为音乐记者，就像自己读到的那些男性作者一样。

一封刊登在英国音乐杂志的读者来信打断了她的志向。她开始意识到粉丝群体有某种严肃性光谱，一端是令人鄙视的“迷妹”“脑残粉”，另一端是理智的、有鉴赏力的成年男乐迷。她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还是说每个人的位置其实由别人定义？

“当你是女孩，并且真正热爱某件事时，事情永远不只与你、你的热爱有关。” 喜欢的乐队是否上档次，在演唱会上表现是否得体，都在被评判。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反思能力，也缺乏勇气，无法拒绝透过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在那个光谱上她感到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就像一个“穿着男士裤子的女孩，无处可去”。不被男性承认，也不被女性接纳。她发现自己要被迫站队才能证明自己的严肃性。于是她不再创作乐评杂志，也不再渴望成为音乐记者，彻底放弃了痴迷乐队。

韩剧《德厚之女》（2024）剧照。

“我们以成熟之名卸除曾经喜欢的东西，抛弃曾经的痴迷。”她不太费力就习得了那些克制但也能乐在其中的爱好：收集工艺品、学习法语。对于蝶蛹般的青春期，她没有太多留恋。“我一直试图将自己的感受扭曲折叠成社会所能接受的形状，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放弃它们，选择追逐那些无须任何解释、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快乐，反而让我如释重负。”

再向前回溯，塔比瑟发现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纯粹的娱乐。“母职带来的‘粉碎’并没有直接导致我的身份危机，只是凸显了失去自我的程度。”她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深深地“受困于关于自己的虚假故事中”。

当塔比瑟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她非常喜欢一部被评为R级（限制级，17岁以下须由成年监护者陪伴观看）的电影。这让她在家里备受嘲笑，因为她与同龄孩子格格不入。虽然她早已能把这段经历当笑料讲出来，但背后的羞耻感、做错事的感觉从未真正消退。通过一次次否定过去的自己，她终于长成了适合融入社会的样子。她承认“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一点并不能完全怪在母职头上。”

当她看到女儿喜欢模仿自己化妆，喜欢公主、高跟鞋、指甲油，她轻易就否定了这些被制造的“女性化”游戏，而忽略了女儿做这些事时纯粹的快乐和真正的意愿，好像女儿玩这些时，只是被外部力量操纵了。后来她意识到，这种不假思索的纠正会让女儿对本就可疑的东西产生不真实的、一次性的感情。“男孩可以终生享受玩耍的乐趣；女孩却被期望尽快成熟，然后抛弃所爱的东西。”

电影《芭比》剧照。

女性主义剧作家伊芙·恩斯勒在《我是情感动物》一书中写道：“我们和自己失联了。我们致力于让一切看上去不错，因此抛弃了真实。” 随着年纪增长，外部的潮流变化，喜爱的东西自然会不断更迭，但那个会狂热去爱某件事（任何事）的自己值得被保护。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社会工作者伊芙·罗德斯在《公平游戏》（Fair Play）中提出“独角兽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允许人们“主动追求那些使你成为你的东西”，守护这个空间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玩耍就是“独角兽空间”中最重要的活动。

电影《郊游》（2023）剧照。

美国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布朗指出，对女性来说，“从未有过享受闲暇或玩耍的历史或文化。”“童年过后，女性往往完全放弃了玩耍。”“一旦玩耍这件事没有成为你的优先事项，就会在你的情绪上、精神上和身体上造成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遗失感。玩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天性，我们拥有将其找回的能力。”无论是观看还是参与体育运动，都是在生活中至少保持某种游戏状态的简单方法 ，能做到这一点的往往是男性。

除了参与各种体育运动，男性还可以花一整天时间钓鱼、玩电子游戏、桌游。塔比瑟想起她的父亲有一个房间专门安装了高保真音响系统，用于听音乐；她的一位男性友人有一柜子《星球大战》手办；她的男邻居院子里堆满了正在拆卸也可能是重组的汽车；她的儿子从懂事起就喜欢所有带轮子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痴迷、爱好而怀疑、责备过自己。

曾经，痴迷“无意义”的事情让塔比瑟感到羞耻，她陷在创造意义的困境之中。但什么是有意义的？她现在终于明白：“检验休闲的真正标准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做时的感受。” 迷上“卷福”提醒了她，是否允许自己拥抱那些触动自己的东西？还是说，我们杀死了体内那只柔软的小动物，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看似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当纯粹的休闲发生时，应该感觉像是在玩耍，而不是在工作。你不必担心其他人玩得是否开心，不必忍受体力、脑力或情感劳动；你做这件事也并非出于义务，而是知道自己可以从中受益。纯粹的休闲需要有意识地做出选择，不带任何目的，只为自己留出一段时间。”

韩剧《德厚之女》（2024）剧照。

于是她开始珍惜爱上“卷福”的体验，“只要我们被打动了，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还重要吗？是蚱蜢，还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或《星际迷航》，还是本尼迪克特，有什么区别？”“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也许是深远的影响。不是‘即使微不足道，意义仍然深远’，而是‘因为微不足道，所以意义深远’。”

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在研究倦怠的书中总结道：“护肤、修脚、甜品、精心安排的假期，甚至按摩，这些都不如弄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像没人看一样去做，感觉更好。而且这件事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简历上。”

一个不用在意他人需求的空间，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被浪费的、纯粹休闲的时间，这正是这次中年追星体验带给塔比瑟的。“如果你好好照料‘这让我感觉很好’或‘我想这样’的微光，它就会变成火焰，明亮耀眼，照亮你走过之前黑暗的路。当你迈出第一步时，很难看到最终的目的地，但你终将抵达让你自由自在做自己的地方。”

塔比瑟和她的工位。（受访者提供）

“快乐不是面包屑”

祝我们都有无用的快乐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高中时曾经痴迷摇滚乐队U2和INXS。在体验和意义上，这和对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痴迷有什么不同？

塔比瑟·卡万：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我青少年时期追星和中年时期迷恋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两次的感觉是如此相似，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对我来说，回到高中以来就再没有经历过的状态，感觉像是一种情感上的倒退。但这两者都能引起强烈的快乐和一种对生活的专注感，这让我在做日常工作时感到快乐——以前是做功课，现在是做家务。

最大的不同是我对这些痴迷感受的反应。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对乐队或万人迷乐手着迷是一种成人仪式，我为此感到自豪。我穿着乐队的T恤，把我偶像的照片贴在课本上，我向世界宣告了我是谁，通过与志同道合的粉丝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是这个社群的一部分。它给了我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一个探索感觉和想法的空间。最重要的是，这很有趣。我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它提供了一种非常需要的偶尔的休息。

成为一名母亲后，我的痴迷起初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尴尬甚至羞耻。我觉得把时间花在照顾我的家、家人和个人健康以外的事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我已经失去了纯粹享受乐趣，认可娱乐价值的能力。

对我来说，履行母亲的职责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任务中。但我错得太离谱了！由于关闭了生活中的乐趣和个人表达渠道，我也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认同感和快乐。因此，做母亲成了一项艰苦的工作，孤独而疏远，尽管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

当我开始意识到我对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迷恋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与青少年时期追星同样积极的角色时，我能够摆脱尴尬，拥抱生活中拥有这种乐趣和社群的纯粹快乐。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恰恰相反，这让我更快乐，与我的孩子们更亲近，成为他们更好的榜样。

新京报：偶像对粉丝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塔比瑟·卡万：他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会永远感激他。显然，现实生活中，我不了解他这个人，但我很自豪地称他为我的偶像，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敏感和体贴。

作为一个幻想的对象，他代表了一些对我来说很简单的东西。他不要求我做任何事，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他。他给我带来了纯粹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你会如何跟孩子们谈论你的追星经历?

塔比瑟·卡万：我的两个孩子现在一个9岁，一个11岁，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我的痴迷——我家客厅的墙上就挂着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巨幅照片！因为从他们小时候起，我就很开放地跟他们分享我的兴趣爱好，所以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妈妈追星有什么奇怪的。

我丈夫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到，看一部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电影会让我很开心，而且这种快乐会感染整个家庭。在他们心中，我仍然是妻子/母亲的角色，但他们对这个角色的看法已经扩展到包括我身份的其他方面，比如我是一个粉丝。

我认为孩子们天生就明白，对某件事感兴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热情——对游戏或卡通人物——一个成年人做同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是成年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某些兴趣感到羞耻和尴尬，认为它们“不适合”我们在社会中的特定身份。

我女儿现在对泰勒·斯威夫特也很着迷，这是我想和她分享的。我们一起去了悉尼看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现场有成千上万不同年龄的女性，很多都是女儿和母亲一起来的。我很高兴我女儿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她永远不会“过时”的痴迷。我希望我们一生都能自豪地分享这种痴迷。

新京报：除了对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痴迷，生活中还有哪些活动能让你感受到纯粹的休闲和娱乐？

塔比瑟·卡万：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重新发现了我对音乐的热爱，这是我成为母亲后只听儿童音乐而忘记的！我真的开始喜欢泰勒·斯威夫特了，正如我提到的，还有哈利·斯泰尔斯，他的体贴和敏感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相似。我以为我去听音乐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当哈利·斯泰尔斯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去看了四次他的演唱会，和女朋友们一起去，还有我丈夫。这绝对是惊人的，就像我十几岁的时候一样有趣，尽管我的膝盖后来更疼了！

我也开始读更多的书来寻找乐趣。我曾经觉得我必须读那些“对我有好处”的东西：严肃的文学作品或是沉重的、信息量大的非虚构作品。现在，我读了更多的浪漫小说或“垃圾”低俗小说，这让我在阅读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因为它更有趣！我认为从这些书中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人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新京报：在中国，粉丝经常被批评过于狂热。粉丝们很难容忍对偶像的一点点不符合他们心意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是客观中立的。负面评论会引起粉丝的强烈反应。你怎么看待粉丝的这类行为?你认为什么样的粉丝行为是不合适的？

塔比瑟·卡万：不只是在中国！我认为在世界各地的粉丝社群中，有很多行为不当的例子，就像在各种群体中都有人行为不端一样。例如，在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粉丝圈里，有一群人一直在网上骚扰他的妻子，这是令人震惊的行为。

我认为问题在于粉丝经常被当成同质的一大群人来对待，所以一个不好的情况最终会玷污整个群体。如果我们将粉丝圈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不同的个体产生更细致入微的看法。

我认为，有时粉丝对有关偶像的批评做出极端反应，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护自己作为粉丝的合法性。如果你觉得没有人认真对待你的热情，你可以发表强烈的意见来弥补这一点。再一次，如果我们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享受到兴趣的热情，也许这些极端的观点就会得到纠正，因为它背后的不安全感会得到缓解。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荷花；编辑：王菡；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