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早年参加了革命，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上级领导逐渐发现带兵打仗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二者相比较的话，钟期光很擅长后者，也正因此，钟期光在他整个革命生涯中，从事的大部分都是政工方面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钟期光在华中野战军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而那时张震则是华中野战军，带兵打仗的一名高级将领，两个人一文一武，协助粟裕打了不少胜仗，因为工作配合默契，他们的关系也越处越好，成为了挚友。

后来，钟期光因病去世后，与先他去世的妻子合葬在了一起。

晚年时期的张震经常想起钟期光，1999年，他携妻子去给老友扫墓，他盯住墓碑对妻子说，应该在墓碑上加上个名字。

钟期光于1909年出生在湖南平江县，因为家境还不错，因此他拥有了读书上学的机会，中学毕业后，他在平江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那时，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已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钟期光也积极投入到了当地的农民运动中。

在这个过程中与共产党人有了深入的接触，随后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一些共产党人对他的正确引导，1926年底，钟期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是我党的劫难之年，蒋介石于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动军阀何键、许克祥也紧随其后，于5月21日在长沙，对共产人展开了大屠杀，钟期光也上了敌人的通缉名单，遭到追捕。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胆小鬼、软骨头退出了党组织，或者直接投降了敌人当了叛徒，可钟期光却义无反顾的选择弃笔投戎，加入到了湖南工农义勇军的队伍中。

不久，毛主席来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钟期光便又跟随着工农义勇军参加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之后，钟期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又回到平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28年，彭德怀发动了平江起义，钟期光立即率领当地的武装力量进行响应，积极配合起义。

平江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而钟期光则被任命为红五军秘书长。

红军攻占长沙后，钟期光又担任了中共长沙市委的重要领导人，负责组织并领导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工作。

从1930年开始，湘鄂赣边区的革命形势发展的越来越不错，随后红五军也进行了扩编，与平江、浏阳、修水等县几个县的武装力量合编为红十六师，钟期光被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而钟期光、傅秋涛等几位领导同志，则奉命留在湘鄂赣边，率领省委和红十六师，继续与敌斗智斗勇，进行游击战。

与敌进行游击战期间，条件艰苦到无法想象，当时，钟期光等人整天生活在深山老林，边躲藏敌人的搜捕，边找机会打击敌人。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能生火做饭，主要靠野草、野果等为生。

那时，除了躲避敌人，还要时时提防深山中随处可见的毒蛇毒虫，不少的红军战士因此而牺牲。

就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钟期光、傅秋涛等领导人们，硬是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英勇顽强的在这里坚持与敌人斗争了三年，成为湘鄂赣边威震敌胆的“五巨头”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期光所率领的湘鄂赣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随后新四军又建立了一支抗日先遣支队。

时任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同司令员粟裕率部深入到江南敌后，开展抗日工作。

先遣支队初到江南时，当地群众对这支陌生的队伍不了解，因此一看到部队，便赶忙进行躲避。

一次，部队行军路过一片田野，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庄稼，钟期光不由的下马观赏起来。

这时，庄稼地里正好有一个农民在除草施肥，一见到部队过来，吓得扔下挑粪的扁担，撒腿就跑。

钟期光望着那个农民跑远的身影，微笑着摇了摇头，转身吩咐警卫员，去找副官去借来了五角钱，然后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告诉那位被吓跑的老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来抗日打鬼子的，我们不抓壮丁，请乡亲们不要害怕。

写完后，他让警卫员找来些稻草，将那五角钱和纸条，扎在扁担上。

做完这件事后，钟期光觉得光这样还是不够，还得加强对战士们的纪律约束，农民见到新四军害怕，有可能是有个别战士对群众纪律方面做得不够好。

回到宿营后，他就找到粟裕，向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随后建议部队立个规定，以后部队需要找群众帮忙时，一律不许勉强，要群众自愿才可以，另外，要人帮忙一定要付钱，粟裕很赞成钟期光的建议。

由于先遣支队很注意群众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逐渐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新四军先遣支队在江南获得了群众的信任，这对于之后的与敌作战，无疑是很有帮助。

但就在此时，钟期光发现，有不少的战士，听说日本鬼子的武器装备，比我们的要强很多，于是心里开始犯嘀咕，是否能够打得过日本鬼子。

为了消除战士们心中的这些疑虑，打败日寇，钟期光将鼓舞部队士气，作为当前政治工作的重点。

他带领政工干部们，深入到战士中间，开始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最终让大家明白了，日寇入侵中国，杀人放火，肆意屠杀我同胞，已经丧尽天良，我们新四军与日寇作战，是在反侵略，是正义的战争，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这是必然结果。

战士们心中的疑虑渐消，钟期光感到些许欣慰，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还需树立战士们必胜的信心，于是他便与支队领导们，开始在战略战术上下功夫。

随着几场漂亮的仗打下来之后，先遣支队的士气大增，战士们越战越勇，为陈毅后来率新四军大部队挺进江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开始后，工作出色，深受粟裕赏识的钟期光，被调到华中野战军，仍然是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47年初，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在一起重组为华东野战军，钟期光继续负责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华野政治部副主任一职，而张震则被任命了纵队司令员。

钟期光和张震都是平江人，但在之前二人不在同一支部队，基本没什么接触，如今二人都在华野任职，而且在工作上也经常接触，再加上又是老乡，二人随着频繁的往来相处，关系越来越好。

1948年3月，根据工作需要，张震出任华野副参谋长一职，但因参谋长陈士渠还另外兼任着其他更重要的职务，因此，虽然张震是副参谋长，但他担负的却是参谋长的职责。

之后，张震和钟期光齐心协力，协助粟裕指挥一系列的重要战斗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与此同时，张震和钟期光，二人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他们的战友情谊更深厚。

新中国成立后，张震和钟期光因为战功卓越，都被委以重任，在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因为工作的领域不同，工作都很繁忙，因此两位老友很难聚到一起。

不过，他们虽然不能经常见面，但却并不影响二人的友情。

钟期光曾参与南京军事院校的创办工作，之后一直在军事学院任要职，为培养军队中高级干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60年，他又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职，协助时任院长的叶剑英元帅做了不少工作，为发展军事教育事业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但不幸的是，1972年时，钟期光因突患疾病未得到及时治疗，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1991年，因病去世。

按照钟期光的资历和功劳，去世后本可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因为先他去世的妻子葬在江苏溧阳革命烈士陵园，因此他在临终前提出要求，死后与妻子合葬。

张震在晚年时期，经常会想起与老友钟期光，并肩作战的那段时光，1999年，张震实在压抑不住对老友的思念，于是和妻子一起前往江苏为钟期光扫墓。

来到墓前准备祭拜时，张震看着墓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皱着眉对妻子说：“这墓碑上应该再加个名字，他们夫妻合葬，怎么可以没有他妻子凌奔的名字呢？”

面对这种情况，张震很生气，于是便让人把烈士陵园的负责人喊了过来，质问道：“钟老将军与他的夫人合葬，为什么不写他夫人的名字，难道是因为他夫人没职位，所以名字不配写到什么吗？”

那位负责人赶紧解释，并不是张震所说的那么回事，而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忽略了这是个合葬墓，因此便只刻了钟期光一个人的名字。

听了负责人的解释，张震的怒气消了些，随后说起了钟期光妻子凌奔。

原来凌奔也是一位老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与钟期光走到了一起，在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上，凌奔表现的非常勇敢，曾因舍身救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此后落下了治不好的病根。

新中国成立后，凌奔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子女学校担任校领导，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后来在1986年时，因病去世，那年她才66岁。

革命烈士陵园的负责人，从张震的讲述中了解了凌奔的情况后，对这位凌奔这位革命老战士充满了敬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工作方面出现的疏忽感到很自责，随后，他赶紧进行了弥补，将凌奔同志的名字加了上去。

另外，要知道，张震当时已是85岁的高龄老人，但为了那份战友情，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去祭拜老友，二位老将军的这份友情，让人感动的同时，更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