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6日凌晨，以色列军方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和西南部的几个军事基地发动了袭击。
但伊朗的媒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西部和西南部的军事基地未遭到导弹袭击。美国这边则说，以色列此次军事打击，是针对10月初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自卫”。
从各方表态来看，再联系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拜登通电话，加上之前美国对以色列的警告，以及美国大选临近，这一轮以伊冲突，大概率应该能暂告一段落了。
为什么说“大概率”呢？这就要了解现在的伊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了。今天这篇就重点聊聊现在的伊朗，尤其是跟以色列打得如火如荼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到底有什么特点？
01
认怂和强硬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伊朗是一个“铁板一块”神权独裁国家，因此它的政府的公开表态或作为，应该高度一致才对，普通民众也会跟政府保持一致，类似朝鲜。至少，不会像美国那样——政党之间公开吵架、拆台，国民、媒体也经常骂政府、总统和国家。
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伊朗更应该保持“高度一致”，因为，即使在美国这种平时吵成一锅粥的国家，一旦到了战时，也是不容许媒体胡说八道的，比如二战时期，美国就对媒体实施过管制。
但最近，伊朗却给人一种很不一样的印象。
尤其今年9月24日，刚当选的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跑去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公开表态说，“无意与以色列开战，如果以色列愿意收起武器，我们也愿意这样做”，还说“愿意恢复伊核协议对话”。
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伊朗怂了。还有人说，伊朗出“反贼”了。
不过令人迷惑的是，伊朗刚被认为“怂了”之后不久，又向以色列发射了将近180枚超高音速导弹。这似乎又说明，伊朗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态度，依然强硬。
那这就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印象中应该“铁板一块”的伊朗，会同时出现认怂和强硬两种态度？
其实，伊朗给人“铁板一块”的印象，多是西媒宣传的结果。
真实的伊朗政体，是非常复杂多元的，政坛一直存在教俗两派，或保守、温和和改革等相互竞争的派系。
而且，7月份刚刚选上来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属于改革派——在强敌环伺、与以色列对战之际跑上来一位改革派，本身也说明，即使外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伊朗也不会被保守或强硬派完全控制。
伊朗今天的政体，是宗教权威专家团体领导和监督下的世俗化民主政体。
你没看错，伊朗是个民主国家——实际上，还有可能是中东最民主的国家，只不过，是个有很浓厚的伊斯兰什叶派味道的民主国家，一个世俗与宗教相互妥协的民主国家。
伊朗的政体一般叫神权政体，也叫伊斯兰“法基赫监护体制”，所谓“法基赫”，就是非常了解伊斯兰教义的教法学家，也叫法学家、神学家。
那么，怎么理解这套体制，它到底算民主还是专制？以及，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
02
革命
1979年以前，伊朗还是一个君主制立宪制国家，统治伊朗的王朝，叫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的创始人礼萨·汗，是个文盲，原是恺加王朝的下级军官，打仗勇猛，擅长使用马克沁机枪，所以人送外号“礼萨·马克沁”。1921年，他领着一帮失意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恺加王朝，并于1925年称帝，自诩“波斯帝国的统治者”。
巴列维王朝，只历任了两个皇帝，礼萨·汗，和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存续了54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中断了一小段时间——礼萨·汗因支持德国，遭苏联和英国逮捕、流放，最终客死异国，礼萨·巴列维是经英美苏三国协商而继任王位的。
两父子统治期间，伊朗也不太平，一方面，频繁受到英美德乃至苏联等外部列强的欺负，另一方面，国内保守的伊斯兰宗教势力，还有强势的左派、右派官员，以及边疆的割裂势力，不服他们的管制，经常爆发冲突、暗杀乃至政变。
比如，1951年，一个叫摩萨台的强势首相，主张将伊朗石油国有化，收回西方的石油开采特权，一度逼得礼萨·巴列维流亡海外。要不是美国中情局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的政权，巴列维王朝恐怕早就变天了。
巴列维王朝，虽然号称是波斯帝国，以复兴“波斯荣光”为己任，但整体而言是个亲西方的半傀儡政权。二战前，跟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打得火热，二战后，又受制于英美。
两父子都非常推崇西方的现代化成就，还相信伊朗跟西方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后裔。
——正是基于这点，1935年，礼萨·汗把原来的国名“波斯”，改成了“伊朗”（Iran，雅利安人Aryans一词的波斯音译）。
这还不算，两父子还认为，过去伊朗长期的落后，是受了“低等”或“野蛮”外族的入侵——主要指阿拉伯人，以及他们带来的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实施了一系列去伊斯兰化的西化改革。
其中最激烈最著名的改革，叫白色革命，由礼萨·巴列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其中一项改革，是将伊斯兰教会控制的全国30%的耕地收归国有，导致全国1.5万教士，失去自主谋生的能力，不得不靠政府补贴过日子。
正是类似激进的改革，逼得伊斯兰教众们奋起反抗。终于，1979年，一个叫霍梅尼的伊斯兰教领袖，领导教众，联合不满国王的世俗派组织，共同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就是著名的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出身低微，是个手无寸铁的神学家，虽然因为与两代巴列维王朝的国王斗过嘴，展现过不屈的姿态，因此在伊朗的教士阶层威望很高，但革命爆发之际，他还在巴黎流亡呢，对国内革命的影响，仅止于他从巴黎寄回来的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录音带。
所以革命成功之际，他只是一名精神领袖，没政党，也没军队。
而当时巴列维国王，可是掌握着军权、拥有荷枪实弹的军队的，而且还有“萨瓦克”这样的秘密警察机构。
当然，当时伊朗也有大量的教会组织，以及人口占比90%以上的什叶派信众，但他们毕竟没有武器，总不可能用肉身去对抗坦克和机枪。
其实1970年代末，巴列维王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海陆空三军总兵力38.3万人，坦克2000辆、火炮3800门、直升机700多架、战斗机 450 架，各类舰艇70多艘，而且都是最先进的美式武器，号称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
既然如此，那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呢？
其中原因很多，但记住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他跟其他反对国王的世俗派合作了。否则，他推翻不了巴列维王朝。因为当时世俗派手里，还有部分武装且有自己的政党。
既然是合作，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向世俗派做出妥协，才能换来合作。
那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妥协呢？很简单，就是双方约定好了，鉴于霍梅尼在教众之中的巨大声望，因此不宜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仅作为超然于政治体制之上的宗教领袖而存在。
所以霍梅尼当时跟世俗派的合作，本质是“他出声望，世俗派出力气”。
这是君子协定，没有诉诸文字的。但也正是双方最初的妥协合作，形成了今天伊朗宗教与世俗混合民主政体的根源。当然，也有一些变故，我们接着往下聊。
03
确立“法基赫”体制
礼萨·巴列维，是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离开伊朗的，2月1日，霍梅尼就从巴黎回到德黑兰。他刚一回国，就指定了一个叫巴扎尔甘的人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是一个叫“自由运动”组织的领导者，属于偏右的世俗派。
到了1979年8月3日，新政府召开第一届制宪委员会时，实际成立的是由八个党派参与的联合执政政府，其中包括世俗派、神权派。
这其中，绝对效忠和拥护霍梅尼的，是伊斯兰共和党——一个经霍梅尼指示，由拉夫桑贾尼、哈梅内伊和阿尔德比利等什叶派神学家创建的偏右神权政党。
这八个政党，一起竞争全国选票，谁选票多，谁就上台执政。但是，直到这会，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建立神权政体，当时比较普遍的预想，是世俗政党和神权政党共同参与治国，体现“共和”二字的本意。
注意，就在这个时候，变故出现了。
1979年8月的选举开始后，霍梅尼公然违背各派最初“他只做超然的宗教精神领袖”的约定，站出来为伊斯兰共和党站台，发动遍布全国的寺院网络，让教士们号召信众为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当时伊朗全国识字率不足50%，大量偏远地区的不识字的农民，只认识宗教领袖霍梅尼或居住地的毛拉等神职人员。
结果是，伊斯兰共和党赢取了90%以上的选票，部分地方甚至达到了100%，制宪委员会席位一共73席，伊斯兰共和党占55席。
霍梅尼违约，其他政党当然不满，一些左派政党发动了抗议游行。
不过木已成舟，抗议也来不及了。1979年11月15日，一部100%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新宪法公布了，其中规定：
伊斯兰教法学家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即教法学家如果觉得政府违背伊斯兰教义，有权介入或接管。
至于霍梅尼本人，则被授予伊玛姆名号——这是伊朗国教十二伊玛姆派最高荣誉了，成为终身教士领袖，集政治和宗教权力于一身，不仅可以干预三权，甚至还能凌驾宪法。
这就是“法基赫监护体制”。
霍梅尼的两个口号，成了该体制的基本原则，即“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战斗，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前者奠定了伊朗的宗教基础，后者确定了“不断革命”的方针。
至于总统和议会，则由公民选举产生，任期制，关键，受宗教领袖限制和领导。
到这一步，伊朗才算真正有了神权政体的框架。
但世俗派会轻易妥协吗？当然不可能。
新宪法于12月3日全民投票生效之前，世俗派发动了新一轮抗议运动。甚至，伊斯兰共和党内的部分高级神职人员，也不同意神权体制，纷纷上街游行，以至于爆发了严重的骚乱。
比如，巴扎尔甘，就公开反对建立神权体制。而且，他也不同意当年11月爆发的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下场是，他被霍梅尼赶出了政府。
为了新宪法能获得全民支持，投票前夕，霍梅尼再次利用自身影响力，向公众发表全国讲话，他强硬地表示：“明天凡是不投赞成票的，都是美国大撒旦的帮凶，是亵渎烈士。”
有了最高领袖的背书，新宪法以绝对的投票优势获得通过。
但即使这部宪法已经生效，可弥散在精英阶层的争论，并没有终止。而且，很快从口舌之争蔓延到了线下的拳头之争。
1979年12月11日，即新宪法全民生效当日，伊朗第三大城市大不里士，一群激进分子，袭击了一个不认同霍梅尼的大阿亚图拉，爆发了反霍梅尼游行。大学校园也频频爆发暴力集会。
也正是在这期间，霍梅尼为了保证伊斯兰革命成功，给自己添置了一些镇压反对派的暴力机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巴斯基，一支民兵预备役组织，另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
依靠这些暴力机器，霍梅尼对反对派实施了残酷的镇压，最终保住了“法基赫监护体制”。
04
教俗之争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霍梅尼实施了镇压，可世俗派与神权派之间的争议，实际一直到今天也没结束。多年来，双方你来我往、谁也灭不掉谁。
当然，总的来说，神权派多数时候占上风。但世俗派也绝不是吃素的。
尤其1989年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其学生哈梅内伊继任后，最高领袖的卡里斯马魅力大减。
为了适应新时代，哈梅内伊修改了宪法，神权派的力量弱化了不少。
比如，过去最高领袖必须是“效仿渊源”，但现在变成了必须具备“宗教哲学方面的才能和美德”，这等于否定了“最高领袖说什么都是对的”的传统。
另外1988年2月，一个叫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
按宪法，伊斯兰法学家组成的宪监会，有权审查否决议会的提案决议乃至议员候选资格，所以两者就经常吵架。而国家利益委员会，就是为调和两者矛盾而成立的。
这说明，教俗两边的矛盾，还是很严重的，也说明谁也没把谁彻底摁死。
——实际上，当年哈梅内伊也正是在教俗两派关系极度紧张之际上任的。他一直试图在两派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此后，他治下的总统，一直是改革派、保守派和温和派交替出现的。
像他治下的第一任总统拉夫桑贾尼（1989年-1997年）、第二任哈塔米（1997年-2005年）、第四任鲁哈尼（2013年-2021年）、正在任上的第六任佩泽希齐扬（2024年-）都是相对开放的改革派，期间保守派只有第三任内贾德（2005年-2013年）、第五任莱西（2021年-2024年）。
改革派最强势的时候，是在哈塔米时代，2000年的议会选举，290个席位，改革派居然占了222席。
美国爆发911、推翻萨达姆后，给伊朗更大压力。这时，伊朗宪监会出手，否了2000多名改革派候选人资格，伊朗国内的保守势力才又重新崛起，尔后，公认的强硬保守派总统内贾德登台。
实际上，如果完全交给公民选举，没有外部压力，也没有内部教士集团干预，保守派根本就当选不了总统——伊朗的公众还是比较喜欢改革派的，保守派内贾德和莱西，都是在外部环境极度恶化后才登台的。
2021年莱西登台的背景，是特朗普上台后，否决了伊核协议谈判，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人反西反美达到了新高潮。
最近，内贾德多年闲散后，又再次被任命为伊朗情报局局长，有说，这也是伊朗外部压力加大的结果。
再有，保守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也是有矛盾的。
内贾德当年下台，是他太极端了，引起了温和保守派的不满。在人事任命问题上，他公然违抗哈梅内伊的意志，这是温和保守派无法容忍的，所以2017年，他再度登记竞选总统，被宪监会取消了资格。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除了上面这些文官政府内部存在教俗之争，伊朗的军事力量，也有相对应的争斗——争斗的双方，分别是保护教士利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世俗化的前巴列维王朝留下的武装部队。
下面，我们就分别聊聊他们怎么回事。
06
革命卫队的诞生
霍梅尼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前，伊朗已经有不少世俗化的武装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巴列维王朝留下的国防军和警察机构。
我们前面说过，这些武装力量后来倒戈，转而支持霍梅尼了。所以按常理而言，只要取得这些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或者让他们保持中立，不要介入政治，也就够了。
但霍梅尼精明就精明在这，他认为这些倒戈的武装力量，能背叛国王，将来也能背叛他，关键他们都是些世俗化的武装力量，其中许多人接受的是美式和西化的思想灌输，所以如果要保卫伊斯兰革命成果，那就必须重新建立忠于自己、忠于伊斯兰教的武装力量。
毕竟，任何真理，包括教义的真理，都必须在大炮射程之内。
那会，霍梅尼刚回国三个月，一支曾奔赴黎巴嫩支援当地什叶派起义的武装力量，率先引起他的兴趣——能自愿奔赴国外输出什叶派革命，信仰忠诚度自然毋庸置疑。
这群人原是左派组织人民圣战的成员，因为有比较强的宗教属性，单独分立出来，规模一开始只有700人。
——这就是最早的伊斯兰革命卫队，1979年5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截至1980年中期，已经快速膨胀至2.5万人。
伊斯兰革命卫队，首要的属性，是具备忠诚的宗教信仰，因为霍梅尼建该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伊斯兰革命的“宗教纯洁性”。
1979年新定的宪法，从制度上赋予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合法性，其中明确规定，它是一支“意识形态军队”，主要任务是“以真主的旨意执行意识形态的圣战使命”。
宪法中，还有一条关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规定也很关键：“与其他武装力量协同合作，建立如兄弟般的友谊”。
所谓“其他武装力量”，主要指巴列维王朝原来的国防军——这是当时伊朗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对霍梅尼来说，他无法完全把握掌控，但又得罪不起，只能靠“兄弟”二字加以捆绑利用。“兄弟”二字很微妙，说明革命卫队与世俗化武装力量并行不悖，互不从属。
事实也证明，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两个字。
1980年，伊朗西北部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分离主义，以及土库曼人、俾路支斯坦少数民族，趁新政权还未站稳脚跟，纷纷发动叛乱。霍梅尼派出革命卫队镇压，但怎奈实力不济，第一次亮相即以失败告终，如果不是国防军相助，局面是无法掌控的。
所以霍梅尼尽管不信任世俗化武装部队，但还是离不开它，至少早期是这样。直到后来革命卫队成长、壮大，他才有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07
兔死狗烹
巴尼萨德尔，是一名世俗派左翼，1960年代因加入霍梅尼的反国王斗争，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流亡到巴黎，顺便念了个社会学博士，期间还办了份不断抨击巴列维王朝的杂志。
霍梅尼流亡至巴黎期间，没有住处，也不会说法语，是巴尼萨德尔将公寓空出来，容留了霍梅尼和他的家人。霍梅尼后来定居于巴黎郊外，也是巴尼萨德尔和其他助手，将他的讲话，剪辑成录音带，然后传回伊朗国内。所以算起来，他是霍梅尼最忠实的追随者了。
1980年，巴尼萨德尔当选伊朗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包括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统领。
不过习惯穿西装、在巴黎生活了多年的他，并不认同霍梅尼将伊朗伊斯兰化，也不喜欢太伊斯兰化的革命卫队，他安插了一个世俗派的亲信去管理，试图将其并入世俗化的正规军。
两伊战争期间，他指挥失当，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失败，整得很没面子。但他紧接着就抱怨：责任不在我，而是政府中无能的神职人员太尸位素餐。他还说曾两次亲眼看见，革命卫队操作失误导致直升机坠毁。
巴尼萨德尔的抱怨，引发神职人员的不满，也让霍梅尼不爽。所以1981年7月，他遭议会弹劾，下台滚蛋。同月，预感生命有危险，他和一名人民圣战的领导人，悄悄登上了一架伊朗国防军的空军飞机，再次逃亡至巴黎。
自此，革命卫队，也不再对总统负责了，只对最高领袖一人负责。
巴尼萨德尔后来一直生活在巴黎，活了88岁，2021年去世。期间，他从霍梅尼最忠实的追随者，变成了最激烈的反霍梅尼分子。多年后，他谈起霍梅尼时说道：“我就像个孩子一样，看着我父亲慢慢变成一个酒鬼。”
其实，1980年前后，许多过去支持过霍梅尼、与其共同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派，命运都跟巴尼萨德尔差不多。包括民族民主阵线、人民圣战和自由运动组织，甚至，一些相对温和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都被一一收拾了。
其中，人民圣战有少量的武装力量，一怒之下，炸了支持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办公室，导致大约70名高级官员、内阁成员及议员丧生，包括继任巴尼萨德尔的第二任总统拉贾伊。
但已经拥有暴力机构的霍梅尼，也没在怕了，迅速出动革命卫队，逮捕了数千人、处决了上百人，予以坚决回击。
以上这些反对派，都好对付，因为他们手里没枪，即使有，也很少。
更难对付的，是那支前巴列维王朝留下的强大的国防军。尽管新政府成立后，他们宣称臣服于他，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二次变节呢？
事实证明，霍梅尼很有先见之明。1980年5月，一批前巴列维空军准将、原首都防空司令、上校为首的空军，果然就反了。他们整了一个大计划：
准备先夺取哈马丹空军基地，再利用刚刚购买的18架美制F-4“鬼怪”战机，轰炸德黑兰霍梅尼官邸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等全城大乱后，安插在帝国禁卫军、德黑兰宪兵队、警察部队中3000名内应，再群起而攻，占领广播电台、干掉所有高级神职人员。
等听到广播信息，第1、21、92装甲师和81巴赫塔兰师、77步兵师和第一海军陆战旅，再荡平设立于全国15个大城市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该计划，堪称大手笔，是霍梅尼建立神权政府以来遇到的最危险的武装叛乱。如果不是这群军官的合作政党——一支左派政党，将该计划泄密给了霍梅尼，伊朗就不是现在的伊朗了。
霍梅尼知道这事后，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派出革命卫队镇压。在叛军颠覆计划实施前两天，他将所有叛乱军官一网打尽，其中数百人即刻处死，另有600多人被捕、判了终身监禁，并通过电视直播进行公开审判。
其中一个叫艾亚特的被捕军官，当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将霍梅尼和神权教士们痛骂了一顿。他说：“我不为名利，就为拯救伊朗现代文明。霍梅尼是你们这些××的伊玛姆，不是我的。”
他的讲话，弄得神权政治的拥护者很尴尬，立即叫停了电视直播。
这些前巴列维王朝的军官们，过去受的都是西式或美式形态教育，甚至日常用语都是英语，开的也是美式飞机，所以本能就反感政教合一体制。
不断肃清对手，伊朗神权色彩越来越浓，民主、共和色彩渐渐暗淡。与此同时，作为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捍卫工具——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迅速壮大起来。
08
二元军政体制
霍梅尼虽然不信任世俗武装，但他也深知，对付世俗武装最好的手段，不是靠硬碰硬的武力镇压，而是靠攻心战。这也是新宪法中以“兄弟”二字待他们的要义。
其实早在1978年推翻巴列维王朝之际，他就一再鼓励国内的游行示威者：“不要攻击军人胸部，而要击中军人灵魂。即使军人向你开枪，你也要手持玫瑰迎上去，容忍他们杀五千、1万、2万。”
当年最美式的巴列维王朝空军，以及其他武装力量，也就是这样投靠霍梅尼的。
革命成功后，有人一度建议将前巴列维的军队解散，但霍梅尼不同意，他认为，蛮力下达解散令，只会导致他们再度反叛，所以确定了通过清洗方式“纯洁”他们，为新政权所用。
这期间，除了1980年5月反叛的空军军官被悉数清洗掉外，还有大量宪兵队、警察以及前萨瓦克军官被处决。军队中还成立了“清洗委员会”，心怀鬼胎的人各种举报、诬告，整得鸡飞狗跳。
截至1980年中，大概有1.2万名世俗化军官遭清洗，其中有些陆军部队，清洗比例高达65%-90%。
清洗，纯洁了世俗化队伍，但也让世俗部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尘埃，大量军人擅离职守，以至于一些军队，光有番号，可人都走光了。原本38万的正规世俗化军队，一下缩水到了不足15万，成千上万的专家和高级将领离开了部队。
打压并驯服世俗化部队，本也是霍梅尼的目的。但到了1980年9月，这事就不能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伊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后，霍梅尼赫然发现，手里能保家卫国、打阵地战的正规军，已远远不够用。
两伊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一直打到1988年8月20日。
起因很简单，霍梅尼建立的什叶派神权政府，有极强的对外“输出革命”的冲动。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什叶派占比54%，担心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蔓延过来。而当时执掌伊拉克的萨达姆，属于逊尼派，还有比较强的“大阿拉伯主义情结”。
当时萨达姆跟伊朗的死对头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因此战争打起来后，得到了美国的资源和武器的支持。与之相对，伊朗这边，不仅人员不足，武器也差，火炮不足300门，经修理可使用的飞机不到100架。
战争伊始，霍梅尼只能依靠最忠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老实说，这支意识形态部队，由于信仰纯正，打起仗来也不能说不猛。其中有些人，可谓视死如归，有点二战时期日本“死士”的感觉。
不过有个问题，是意识形态战士，几乎毫无国防作战经验，完全靠血肉之躯去抵抗伊拉克的坦克、飞机。
他们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伊斯兰宗教教育，排斥西方事物，所以镇压政治对手还行，但真要让他们开飞机、坦克上大型战场，就真不行了。
因此，尽管他们奋勇奔赴前线，两伊边境城市霍拉姆沙赫尔城，还是在最初的战役中很快就沦陷了。
这要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只能重用世俗化部队。所以原巴列维王朝空军叛乱爆发5个月后，一些本已经投入大牢的空军军官、飞行员，又被重新启用。而霍梅尼也不得不放下顾忌、叫停清洗。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两伊战争，伊朗独特的“教俗二元军事体制”以及背后“二元政治体制”，固定了下来。至今，也没有改变。
所以现在的伊朗，有保守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他的国防军尤其是空军，则依然保留了浓郁的美式味道，通行英语。
09
战火淬炼革命卫队
两伊战争，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一次烈火淬炼。
虽然，革命卫队一开始打得很拉胯，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按正规部队的规则行事。过去革命卫队全靠对神职人员的忠诚组织起来，但残酷的战场，很快就逼着他们形成了传统的师、旅、营组织。
比如，革命卫队中原来有一个叫“解放运动办公室”的下属机构。它由最忠实的伊斯兰教徒组成，主要任务是去海外招募同情伊朗什叶派革命的“代理人”，输出革命。
战争期间，该机构迅速成长，招募到了远自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什叶派组织，甚至在敌人伊拉克的老家也发展出了代理人——伊拉克什叶派组织。最成功的一次操作，是1982年，在黎巴嫩协助成立了真主党。
战后，“解放运动办公室”正式更名，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建制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城旅。
军种、装备方面，在战争中也极大提升。
过去的革命卫队，靠肉身，缺乏机械化部队，但为了打赢对手，就是再抗拒飞机、坦克和军舰这些铁疙瘩，那也得老老实实用起来。因此，战争期间，革命卫队的海军、空军，也就这样建起来了。
还有军员招募的范围，也大大扩充，不再局限。
过去，革命卫队招募成员，是非常严格的，主要考察一个人的信仰是否“纯洁”。但残酷的战争导致兵员损耗严重，也就不得不放宽标准，面向全体伊朗人招募。
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霍梅尼将一手创立的规模庞大的预备役组织——巴斯基，纳入到了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
巴斯基的成员普遍比较年轻，几乎毫无实战经验，因为平时要种地，服役时间也只能限于冬季12月至次年3月。每次上战场，神职人员就给他们的脖子挂一塑料钥匙，告诉他们，如果在战场牺牲，就能打开通往天堂的大门。
革命卫队的规模，因此迅速扩张，几乎拥有了永不枯竭的兵源。
也是依靠巴斯基，在战争早期，革命卫队使用了极其残酷的“人海战术”，战士们比肩接踵，铸成人肉墙，一步步逼向伊拉克人的坦克和阵地，甚至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被送上了战场。
一位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总结说：“为了胜利，我们不需要飞机坦克，只需要四倍于敌人的人数。”
两伊战争，最终，是以伊朗战败而告终的。伊朗，因为这场战争，死了35万人，受伤超过70万人，经济损失了3000万美元，倒退了数十年。
但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言，这场战争，却是一次难得的飞跃式发展的机会。
1980年9月时，革命卫队还只有3万轻型装备军队，但截至1986年底，已经募集35万人，规模已经与正规军相当了，关键，已经形成了海陆空完备且成建制的军种。
它也不再排斥西化的军事技术，至1985年，其所建立的武器工厂，已经可以组装出美制M151军用吉普车、坦克牵引车和火炮拖车、直升机桨叶、装甲车风档等配件，还能仿造RPG-7火箭筒、BM-21火箭炮和 SA-7便携式防空导弹。
10
革命卫队的家底
现在听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次数，几乎都快超过听到伊朗的次数了。原因，是现在伊朗跟以色列打架的，主要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非一般的普通民众，甚至都不是国防军。这点，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
我们前面说到，现在伊朗有两支主要的军事力量，一支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支是常规国防武装力量，前者偏向教士，后者代表世俗派，目前两者加起来大概52万人，其中常规军一直没怎么变，大约35万人，而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对战时高峰期，下降至15-17万人。
原则上来说，两支武装力量，都归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领导——他领导着一个叫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组织，负责统领国内所有军事力量。作为宗教领袖，他当然比较倚重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经常以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为主。
但问题在于，经过多年发展，这支意识形态部队也有了自己的“脾气”，弄不好也是会失控的。
比如内贾德时代，这哥们原来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所以他做了总统后，给了革命卫队特别多的好处，内阁里一度全是革命卫队军官。哈梅内伊感觉不对劲，所以就大力扶持常规国防武装部队，牵制内贾德和革命卫队。
从人数上说，常规武装部队比革命卫队要大，所以后者也不敢太放肆，伊朗国内的军事力量因此大致维持了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但革命卫队有一项优势，是常规武装力量无法比拟的，即它不仅是一支拥有海陆空完备建制的正规国防部队，还是一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保卫力量，所以影响力从军事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
我们细数下截至2024年，革命卫队到底有多少家底吧：
目前革命卫队，最高层，是由总司令侯赛因·萨米拉少将领导的。他参加过两伊战争，原来是革命卫队的副司令，2019年由哈梅内伊钦定为总司令。最高层，还有副司令、参谋长和各军种司令，这些人由总司令提名，经最高领袖批准后任命。
最高层下面，设有联合参谋部、陆军、海军、空军、巴斯基和圣城旅。另外还设有两个跟联合参谋部并行的单位，叫宗教领袖代表处和情报机构，主要负责跟最高领袖和其他武装部队的联动。
其中陆海空三军，还有负责预备役和招募兵源的巴斯基，跟世俗武装部队也没什么两样，目前陆军最多，将近10万人，海军2万，空军也有1-2万。
——陆军主要负责打击伊朗分离势力，包括西北部的库尔德和东南部的俾路支叛乱组织。
海军则负责控制全球30%的石油消费量都必须经过的霍尔姆次海峡，辐射范围可到达红海曼德海峡。
空军，则以可设计和生产“法塔赫”超高音速导弹、“目击者”、“土曼”系列无人机等先进武器著称——伊朗已是无人机出口大国，其中不少出口到了俄罗斯。
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比较特殊的，是圣城旅，其他部队是没有的。该部队现役5千-1万人，别看人数不多，可今天伊朗90%以上的事，大概都是该部队干的。所以圣城旅的司令，有时候比革命卫队总司令还受欢迎。
主要原因是，圣城旅的主要功能，是在世界各地找寻同情伊朗什叶派革命的“代理人”。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伊朗整出的“什叶派之弧”，成为反以色列的中东领头羊，都是靠圣城旅干出来的。
发展出的“代理人”，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等。圣城旅为他们提供资金、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
圣城旅也是革命卫队中宗教色彩最浓的，主要靠宗教信仰向全世界招募“代理人”。但很有意思的，是它招募“代理人”时，并不要求他们对伊朗忠诚，甚至都不要求什叶派信仰，只需要反犹太复国主义、反西方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伊斯兰压迫。
比如哈马斯，就是逊尼派组织，但圣城旅还是加以扶持。
这样一支兼具思想和武力进攻的反西方部队，最令西方人痛恨，所以该队伍的首领，也是最经常遭以色列、美国打击和斩首，当然也就在全球最“露脸”。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当然要数2020年对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的刺杀了，而就在今年，圣城旅副司令扎赫迪、圣城旅副指挥官兼黎巴嫩分支指挥官阿巴斯·尼尔福尚，也均被以色列斩杀。
上面提到的，都还属于军事范畴，其实，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最特殊的地方还在于：它还是一个拥有庞大经济体量、掌控了伊朗经济命脉的、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军政经复合体。
这事，要追溯到1989年哈梅内伊继承霍梅尼最高领袖的位置说起。
哈梅内伊，早年是霍梅尼的学生，神学方面的大拿，也是伊斯兰共和党的创始人，对霍梅尼可谓忠心耿耿。
但1985年霍梅尼生命末期选继承人时，并没有首选哈梅内伊，而是选了另外一个更加优秀的学生，蒙塔泽里。
不过蒙塔泽里比较自由开放，并不同意霍梅尼搞神权政治，这让霍梅尼很伤心，退而求其次，才选了哈梅内伊，短时间内给他连升三个等级。
哈梅内伊很感激，所以当选后，坚决高举霍梅尼的路线。但他也深知，自己无论才学还是声望，都没法跟老师相比，所以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光靠霍梅尼的余威是不够的。
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要牢牢地掌握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防身固权的“刀把子”，而且主要手段，不是靠自身权威，而是靠给经济好处。
所以1989年12月，他宣布建立“封印先知建筑公司”，声称要发挥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事能力，加快战后重建。
——这实际是变相给革命卫队经济好处，让它与国民经济命脉绑定在一块。所以，封印先知建筑公司，也很快就变成了革命卫队的“私产”，且从包揽国家基础建设工程，扩展到垄断石油、矿山、机场、码头电信和进出口等各个经济领域。
截至2020年，封印先知建筑公司员工，已经多达4万人，旗下注册公司，已超过812家，估值数百亿美元，承接了1700项政府合同。
尤其是内贾德当政（2005-2013年）期间，伊朗境内的隧道、地铁、水坝、建筑、油气管道和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项目，几乎都给它包圆了。
它旗下有一系列的控股公司、慈善基金会，规避监管、制裁，以方便自己暗中操作、将国家利益“私有化”。关键，它也不按市场经济竞争规则行事，经常靠权力，以最低的价格获取国家资产，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排挤和击败竞争对手。
截至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57%的行业，旗下公司难以计数了，光境内外的贸易公司就多达560多家，除石油外，伊朗出口的30%、进口的一半以上都在它手里，年收入数百亿美元。
这也就难怪伊朗前总统鲁哈尼会说，如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是“一个拿着枪的国家”。伊朗经济已完全被它绑架，成了它的“血袋子”。
尾声
伊斯兰革命卫队背后，站着的是教士集团。
除了革命卫队掌握伊朗经济命脉外，伊朗还有一个特点，是国内各类教士集团掌握的基金会，也非常多。这些基金会多是以慈善为名号，但掌握的资金却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有统计说，目前伊朗GDP中的80%都掌握在全国120个教士集团掌控的基金会里。2012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的内贾德也透露，伊朗最富裕的300个教士家族，掌握了伊朗60%的财富。
包括封印先知建筑公司，也有不少基金会，其中一个叫“烈士穷人基金会”，以救助穷人之名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教士集团来说，基金会的用处，是能挂个慈善名号，然后就有许多可操作的灰色空间——主要逃避监管和税务。所以基金会，实际就成了教士集团敛财的工具。
另外，伊朗经济还有个特点，是伊朗的国营经济占比，已经达到65%（也有说90%）。所以这些年改革派总统上台，经常提出的一个诉求，是私有化改革，以提振经济效率。
为什么伊朗的国营经济占比会那么高呢？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是私企确实很难在常年受西方制裁、教士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盘剥下发展起来。
实际上，就算是私有化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一般也是各类教士集团掌握的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比如2016年，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27家超大型公司、76家大型公司、31家中型公司和31家其他规模的国有公司实施了私有化改革。结果是，其中25%出售给了公务员养老金组织，15%分配给了村民和游牧民族社会保险基金，25%分配给了社会保障组织，只有5%给了真正的私营企业。
所以私有化改革，实际成了右手倒左手，根本私有化不了，期间，还要被某些官僚、基金会、教士集团撸一遍。
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可以想象，尽管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石油储量，伊朗的经济也不会好到哪去。
最近10年，伊朗的经济实际是一直在萎缩的，数据显示，已经萎缩了快一半了。——当然，伊朗的经济数据，一直就不透明，各类机构的统计，差距非常大。
与国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教士集团和官僚阶层的盘剥“相互配合”，伊朗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常年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封锁。
有数据显示，2012-2015年，西方制裁导致伊朗GDP下降了19.1%。
2016年，因为伊核协议谈判有所进展，西方放松了制裁，也解冻了部分伊朗海外资产，所以当年伊朗GDP立马飙涨了8.8%。
但特朗普上台后，伊核协议谈判废止，西方再次强硬制裁伊朗，结果最惨的时候，2018年四季度，伊朗GDP增长暴跌至-11.23%。
西方制裁后来叠加了疫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20年，伊朗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生活费每天不到6.85美元。
现在，伊朗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517土曼/月，差不多2600元，但多数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伊朗环卫工人月收入600土曼，送外卖1200土曼，老师、医生和石油产业工人会好点。
尽管伊朗石油比水还便宜，1升油3毛8，但它的工业落后，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所以物价并不便宜，一包方便面18元，一公斤大米20元，一袋挂面50元。
对伊朗的普通人而言，国内，有教士特权集团压榨，国外，有西方制裁，日子是真难。而且，这国内外的两股力量，实际达成了“相互配合”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伊朗的宗教特权集团，并不怕西方制裁，也不怕西方的武力打击和威胁。
一方面，伊朗政府对中低层是有托底福利的，即使最底层，老百姓也饿不死，这就防止了爆发“饥饿革命”。另一方面，西方越制裁，宗教特权集团就越有理由向内索取更多，而伊朗国内的老百姓也会越发痛恨西方，从而更支持宗教特权集团。
这事也好理解。
比如，伊朗受西方制裁，没法融入全球化，所以老百姓只能买革命卫队控制的工厂生产的手机、衣服和方便面，价格贵质量还差，一旦融入全球化，外国的商品就会进来，革命卫队工厂的产品就会没人要。所以革命卫队甚至就不希望伊朗融入全球化，西方越制裁，它反而越兴奋、越高兴。
——今天伊斯兰革命卫队，玩“代理人”战争，与以色列打低密度、低烈度的战争，屡屡扬言大规模报复，可屡屡点到为止，背后部分根由恐怕也在于，它本身有“战争需求”——类似老美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战争只要打不死它，对它是有经济乃至政治好处的。
最典型案例，是2013年，改革派总统鲁哈尼上台后，实施自由化改革，跟西方缓和关系，启动核协议谈判，将经济融入全球化。这对伊朗老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伊朗国内的保守派反倒不乐意了，尤其革命卫队，担心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力下降，频频阻挠，理由冠冕堂皇：美国会借机渗透伊朗高层，伊朗经济可能丧失自主性。
当然了，保守派担忧全球化后伊朗高层被渗透，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伊朗人看起来反美反得最来劲，但骨子里非常亲美。
过去巴列维王朝时代，有钱的伊朗中产家庭，几乎都有孩子送去西方留学。现在海外伊朗人大概有400万，其中有150万都在伊朗政府最痛恨的“大撒旦”美国。
伊朗人亲美或亲西方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源自巴列维王朝时代鼓吹的与西方人同宗同源的雅利安人传说，以及深入各个方面的西化改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伊朗40%的石油开采都给了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在伊朗建立了军事基地，还给了6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去美国留学那更是方便，1940年至1979年，一半的伊朗留学生都去了美国，甚至，当年美国还给伊朗提供了核反应堆以及核燃料。
虽然，1979年，巴列维王朝被教士集团推翻，但那个时代的西化记忆只是被压制了，并没有真正远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伊朗教俗两方的激烈争斗，其实一直到今天也没断。
这种斗争，能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面已经有详细地阐述了，其结果是，至今伊朗还是一个教士与世俗派并存的“二元军政体制”国家。所以很多人的印象中，伊朗国内的公知、自由派或什么“内奸”“内鬼”好像非常多。
我们前面说到，霍梅尼最得意的门生蒙塔泽里，都不认同他。其实他自己的小儿子艾哈迈德，都不愿意继承他的衣钵，反而常年跟他唱对台戏，崇尚西式自由民主。
今天，伊朗国内教士集团和西方世界的斗争，本质只是伊朗这片土地延续了上千年的“东西之争”的老戏码而已。双方争斗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得对伊朗高原这片土地的统治权。至于伊朗国内多数普通人的利益生死，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