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柏舟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传唱中华大地的《松花江上》，由张寒晖填词、谱曲，唱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成为抗战时期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大批东北军官、士兵和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郁结着悲苦怨愤。

日军铁蹄蹂躏东北

日军酿造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1932年2月，东北全境即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沈阳是最先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居民住宅多处被日军肆意炮击，房屋被烧毁，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射杀行人。9月19日夜，沈阳俱乐部开跳舞晚会，日军架起机关枪，向俱乐部射击，子弹穿进俱乐部的屋内，门外汽车多被击毁。沈阳迫击炮厂的多名卫兵被杀，而工人死者更是到处都是。

日军侵占平顶山、铁岭、朝阳、长春等地时，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疯狂屠杀。日军所到之处，被烧毁的机关、学校、商店、民宅等无法计算，犯下滔天罪行。

日军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加紧扶持地方伪政权。1931年9月26日起，东北先后成立了吉林省长官公署、奉天地方维持会、伪奉天省政府、伪黑龙江省政府等地方伪政权。但是，这些汉奸的社会影响力都很小，无法满足日军建立“大满洲国”的需求。

于是，日军极力拉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向他承诺关东军对东北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回到他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一心复辟大清王朝的溥仪很快便上了贼船。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溥仪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签订了一份卖国密约，密约规定：

“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部委托日本负责，其所需经费则由“满洲国”负担；

“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

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

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

日本有权开发中国满洲地区的矿业资源；

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俱无期限规定；

“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上所需要的矿产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

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要以此密约所列的各项宗旨和规定为立约之基础。

随后，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将中国东北所有的主权和广袤的山河无条件地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条约：

“不但把整个东北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侵略势力的军事基地，在名义上也使日寇无限期驻兵东北成为合法化行为。”

正如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对此做出的评说，这是“用条约形式确定了‘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

在城镇，许多民众的房屋、商铺、财产被日军征用、强占、掠夺；日本为了满足其战争需求，对东北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实行更加残酷剥削和无情压榨，经常欠发薪水。在阜新煤矿，日本通过把头招骗、“勤劳奉仕”（强迫义务劳动）、抓捕战犯和平民百姓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下井挖煤，只要多出煤，什么安全不安全的全然不顾，工人在九死一生中干活，随时都有落石、落煤的危险。

在农村，日本人控制着土地，大肆收缴出荷粮，同时强制农民种棉花。广大农民无粮糊口，以野菜、糠秕充饥，只吃得浑身浮肿，卧榻难起；很多贫苦百姓夏无单、冬无棉；无房者住炮台、小窝棚。炕上无席，四壁空荡，冻饿而死者屡见不鲜。东北人历来体格最壮，却在日寇的魔爪下食不果腹，衣不暖身，面黄肌瘦甚至命丧黄泉。

关东军还认为，惟有日本人才具有“优良的政治因素”，因此要大规模地移入日本人，限制汉族人，其他民族则必须置于日本人的“审核”之下。至1936年9月，日本前后大规模移民五次，计2785户。1936年4月，关东军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表》，计划20年内将约500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结构。

在伪满洲国，一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三等人是汉族和满族人。配给粮食时，日本人是大米，朝鲜人是一半大米一半高粱米，中国人全是高粱米。各国人的工资也有差别，以1939年8月日本人经营企业的工资差别为例，如果以日本人收入为100％，那么，朝鲜人为39.0％，中国人则为29.4％。

即使是在伪满最高学府“陆军军官学校和建国大学”，日本人也高踞其上，待遇优厚。日本学生的穿着从上到下都是新的，中国学生除外出装外几乎都是旧的，寝具等生活用品与服装一样，日本学生使用新品，中国学生使用旧品。伙食也有差别，日本学生的主食是大米，仅有的营养品也供日本学生。中国学生的主食是高粱米，而且是作为牛、马等牲畜饲料的红高粱米。

那些原来生活在日本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移民到东北后，也以“高等民族”自居，称霸一方，随意欺压中国民众。然而，对于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伪满洲国当局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采取公平明断的处理办法，这使得中日两国人民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东北人民背井离乡

日本人独揽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大权，且以“优等民族”自负，蔑视其他民族，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统治。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日伪就以“反满抗日”为名，杀害东北爱国民众达6-7万之多。其中在抚顺平顶山惨案中，一次就杀死手无寸铁的居民2500多人。

日本人不给中国人活路，导致很多东北人民被迫背井离乡。

最先逃离东北的是一部分大学生，1931年9月24日，北宁铁路局专门为东北大学特批了几节车厢，让所有愿意离开东北的师生坐上火车，安全入关进京。9月25日下午，东北大学最后一批教授乘车离开了沈阳。至此，东北大学3300余名师生在日军的炮火下，全部安全疏散，开启了15年辗转流亡的血泪史。

曾是东北大学俄文系的学生徐景明回忆，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时，东北大学就乱套了。学生没有人组织，只好各自纷纷逃命，甚至顾不上带自己的行李和衣物。他们不敢乘坐日本的火车，只好三人一群，两人一伙，随着大批逃难的人流，盲目逃跑。徐景明和几个同学打算去北平，可当时的沈阳火车站已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只好奔皇姑屯车站。当时，皇姑屯车站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人山人海，都不要命地抢着上车，但车上早已超员。只见车上的人手推脚踢，不让下边的人上去，一倒一片，学生们没法上车。

熬了一天一夜，徐景明和同学们才勉强挤上一辆火车。在车厢里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把每个难民手中的包袱都给挑开了。“鬼子用刺刀对着我们问：‘你们什么的干活？’，有一个胆大的同学答道：‘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才免得被刺刀挑开衣物。这时车已开始西进，有人听见外边有飞机的声音。接着有人说：“火车的上空有4架日本飞机。”车里人都提心吊胆，就怕飞机“下蛋”。

稍停以后，火车转向南进。不一会儿，车又停下来，车厢里有一名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前，这个妇女刚把孩子伸到窗外，车突然开动了，那妇女手中的孩子突然掉到窗外不见了。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的妈妈捶胸大哭。接着，有人发现车窗外面，有血水自上流下来——原来外面车顶上也有难民挤坐，车过隧洞时，头被撞伤流血了。

老百姓逃离东北，是一个惊心动魄、充满磨难的过程，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在中途命丧黄泉。一个叫王成福的学生回忆，他当时刚刚考取奉天第二工科学校，但不愿意当亡国奴，便放弃了去工科学校读书的机会，选择离开东北。在去北平的列车上，有日本人和锦州口音的中国人，对旅客一个个详查、盘问，对青年男子搜查得更是仔细，看脑门上有没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手上有没有拿过枪磨出来的老茧。对读书人就特别检查随身带的行李和衣服口袋，查有无携带秘密文件资料。就这样每隔十几分钟就过来查一次，从锦州到山海关这短短的路程，数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拉下车去盘问、毒打、扣留……

《松花江上》的谱就

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东北流亡群体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报，因此具有强烈的抗日诉求。

一部分东北人士及学生组织起来，不断游行、请愿甚至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他们有的被冲散，有的被逮捕。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减轻不抵抗主义的罪名、稳定社会秩序，不得已成立了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例如东北中山中学。但是这所学校录取率很低，考上的人是极少数。

当日本继续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之际，北平学生、青年及爱国人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5年12月9日发起了爱国游行大示威。东北中山中学学生早晨即向军训教官提出要求：“我们要到市内示威。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凶残，我们要求政府领导抗日。”由高三同学领队，刚走到校门，门外已由密密麻麻的二十九军人员封锁管制起来，几经交涉冲闯，也均被堵了回来。突围不成功，学生就在学校绝食抗议。

1936年，大批东北军官兵和逃难者流浪在西安街头，他们对故土的深切眷恋和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触动着当时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张寒晖。张寒晖在悲愤之下，写就了《松花江上》。

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曲调，蕴含着东北人民的丧家之痛，当试唱这首歌时，连作者本人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旁边的东北难民也跟着恸哭。张寒晖的朋友姚一征说：

“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

据说，当年西安爱国青年赴临潼请愿，他们向前来劝导的张学良唱起《松花江上》。张学良听了大为感动，一周后发起“西安事变”。

毛泽东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首歌不仅鼓舞了张学良，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抗日精神。一位叫李敏的抗联女战士回忆，“这歌声是力量，也是斗争的武器！”有的伪军起义、投诚后说：“你们的歌，听了扎心地疼啊！”

1936年底，周恩来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指挥与会代表唱起了《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还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悲愤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后来创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曾亲自指示将这首歌编入其中。

春暖寒晖下夕烟，松花江水流潺潺。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

铿锵战歌，鲜血谱就。

唯有牢记历史，才能昂首向前。

参考文献：

1、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估计》，中华书局，1946年。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

3、陈觉《九·一八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4、张洪军著《“九·一八”全史》，辽海出版社，2001年

5、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九·一八记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6、齐红深《中华民族自强的一大摇篮——东北大学从成立到流亡》，《党史纵横》，1991年第4期

7、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8、齐红深《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