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三月的南京贡院外，数百名北方士子跪在御道两侧，他们的衣襟上沾满墨迹，手中高举的《讨公道书》在春风中猎猎作响。这场震动朝野的科举舞弊案，最终以两位状元身首异处、八旬主考流放边疆收场，揭开了明初南北政治较量的残酷真相。

南北教育差距并非突发问题。北平府学遗址出土的洪武二十八年《学田碑》显示，北方州县的学田数量不足南方的三分之一。更严峻的是，户部档案揭示北方举人赴考需自行筹措盘缠，而南方士子可凭"助学银"制度获得官方资助。这种结构性差异，为后来的南北对立埋下伏笔。

南京明城墙砖窑发现的密信残片，揭穿了所谓"完美防弊"的谎言。某南方世家与考官约定，在策论首段嵌入"天地玄黄"四字为暗号。应天府库藏未启封的落第试卷中，确实存在多篇符合标准的北方士子佳作。朱元璋晚年推行的"誊录制"形同虚设——阅卷官通过特定句式排列就能辨识考生地域。

山东青州卫所军屯账簿透露关键信息：北方军户子弟在洪武后期科举中占比骤增，这直接威胁南方士族的垄断地位。国子监祭酒宋讷的私人信件直言："北人粗鄙，岂堪治国"。当朱元璋试图通过移民平衡南北势力时，文官集团用一场全南榜科举做出了回应。

处决状元陈䢿绝非一时暴怒。朱元璋在案发前三个月秘密召见靖难功臣，将五军都督府的监军权交予藩王。北京大钟寺发现的铸钟铭文显示，皇帝同时重启"密折专奏"制度，绕过六部直接掌控地方动态。这些举措表明，所谓的"科举案"实为系统性政治整肃的前奏。

当朱棣在永乐二年重启南北分卷制时，其诏书明确写道："江左文盛而质衰，中原质实而文疏"。这种地域平衡术持续影响明清五百年，直到光绪三十年科举废止。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科场条例》石刻证实，后世执行的"南六北四"配额制，正是脱胎于洪武末年的血腥教训。

南京鸡鸣寺的晨钟至今回响，当年士子们抗议的石板路上，裂痕间仍可辨墨迹残痕。这场看似偶然的科举风波，实则是朱元璋用屠刀完成的最后一次制度校准——即便行至生命尽头，他仍用行动证明，皇权永远凌驾于任何利益集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