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死投降比120:1的惊人内幕

二战时期，盟军战死与投降的比例是3:1，日军的战死与投降比是120:1。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神风特攻队更是选择了自杀式攻击，这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军这么高的战死投降比，“宁死不降”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士道。

武士是中世纪时期效忠于诸侯的私人军队，他们的行为规范就是武士道，在当时，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当时的东方有文士阶层，“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到了日本，这种愚忠演变成了武士阶层。

但是，日本对武士的苛刻，远超很多封建王朝的愚忠，它在道义上具有强制性，如果没有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必须自杀谢罪。

一般来说，自杀过程中，日本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行高度程式化而又极端痛苦的剖腹仪式。

近代的日本统治者认为武士道有利于军国主义，增强战力，又把它强化了，例如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全民全军全校的道德规范，要求无条件服从和效忠，然而在宣读《教育敕语》的时候，不止一位老师偶尔结巴，他们最终都因为“亵渎圣文”而自杀谢罪。

第二个原因是，在军事化管理中，从小给日本孩子进行高强度洗脑。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玩具店几乎完全和战争有关，玩具士兵、坦克、军装、步枪、头盔、高射炮等等应有尽有，孩子们从小玩的是打仗游戏，有的孩子会把木棍绑在后面，幻想自己是人肉炸弹，日本老师教导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为了征服亚洲，日本在所有学校推行军事化管理，老师就是军官，当时有日本男孩解剖青蛙被吓哭，老师会大声训斥：“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日本普通士兵和精英阶层，脑子里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精英阶层和统治者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士兵，只是进行高强度洗脑和训练，把他们当做利刃。

在精英阶层里面，策划九一八的石原莞尔，曾经是辛亥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孙中山、袁世凯、鲁迅等中国人，都曾接受过日本人的帮助和教育，日本当时还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庚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在中国建设了医院，桥本时夫等学者更是仰慕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军队中的专家，都很了解中国。

他们对中国是矛盾的，而且他们没有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士兵。

在当时的日本小学，几千名学生能排出完美的队形，步伐完全一致，这种纪律背后是疯狂的虐待和惩罚，学生和个体的价值完全被磨灭，所有人都得完全服从于军国这个集体。

因此当时忍受不住训练的日本学生和士兵，自杀的不在少数，挺过去的，就是军国的利刃。

日本当时的训练强度超过西方，英国军官任命，需要超过1372小时的课堂学习、245小时的课外自学，而日本军官的这两项指标为3382小时、2765小时，卷出了新高度。

除了身体训练外，士兵还必须学习外语、科学、历史、地理、数学等，都被要求要追求完美，为了降低自杀率，日本对考试结果一般不公布。

军事化管理的显著特征是封闭，学生和士兵所接受的历史和科学内容，被日本统治者歪曲，他们没有任何娱乐，心里只有日本的至高无上和为国赴死。

因此，在武士道、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洗脑的三重加持下，日军能心甘情愿地对美国进行自杀式攻击，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从小到大封闭的高强度训练，一旦在战争中释放，兽性也就会爆发出来，这似乎是日军往往变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