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说'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压在我肩上二十多年了。”1949年深秋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孙科望着海平面上的落日，对身边的老部下说出这句话时，手里攥着一张已经发皱的船票。汽笛声穿透薄雾，即将启程的轮船甲板上，几个神色慌张的国民党官员正探头张望。孙科突然将船票撕成碎片，纸屑随风飘向灰蒙蒙的海面。

这个决定绝非一时冲动。从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协和医院开始，24岁的孙科就注定要面对复杂的政治棋局。坊间总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民国太子”，却少有人知道，他在檀香山教会学校读书时，每天清晨五点就要步行三公里去码头帮人卸货。这段经历让他早早就明白，孙中山之子的身份既是光环更是枷锁。

1921年6月，30岁的孙科在广州太平沙码头接过市长委任状。这个留美归来的青年才俊，西装口袋里总揣着父亲手书的“知难行易”条幅。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记载，他上任首月就查办了十七宗贪腐案，亲自带着测量队走遍全城规划市政。可当1926年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国民党二中全会时，孙科发现这位比他年长四岁的“蒋校长”，早已在黄埔军校培植起自己的势力网。

政治角力的残酷超乎想象。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孙科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时收到过匿名恐吓信，信笺上画着把滴血的匕首。他的司机老陈回忆，那段时间孙公馆后门总停着辆发动着的汽车，孙科出门时总会下意识按按西装内袋——那里常年放着把勃朗宁手枪。不过真正让他寒心的，是1948年“行宪国大”选举现场。当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他当选副总统时，会场角落里爆发的掌声中，分明夹杂着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刺耳的冷笑。

1949年的抉择其实早有伏笔。当年4月南京城破前夜，行政院办公室里堆着来不及销毁的档案。时任院长的孙科把玩着父亲留下的怀表，表壳背面“革命尚未成功”的铭文被摩挲得发亮。侍卫长送来两张飞台机票时，他盯着墙上父亲手书的“天下为公”横幅沉默了整整一刻钟。最终他选择南下香港，在九龙塘租了间不带卫浴的唐楼。

流亡岁月远比想象艰难。1952年移居洛杉矶后，这位曾经的立法院长竟在唐人街餐馆当过收银员。老邻居史密斯太太记得，每天清晨都能看见孙科在门前草坪上侍弄菜畦，他种的上海青总比别人的高出一截。有次社区义卖会上，他用流利英语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始终不肯透露自己身份。直到1962年台湾《中央日报》记者找上门，人们才知道这个穿补丁衬衫的老园丁，竟是国父哲嗣。

历史总爱开苦涩的玩笑。1965年双十节，台北中山堂前铺满红毯。74岁的孙科走下舷梯时，特意将父亲那枚金质怀表别在中山装内袋。蒋介石给出的考试院长职位看似尊荣，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闲差。不过孙科倒把这份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有次视察考场时，发现试卷印刷模糊，当即责令重印。工作人员抱怨经费不足，他掏出私人印章：“从我薪水里扣。”

1973年9月那个闷热的午后，82岁的孙科在病床上突然坐直身子，颤抖的手指在空气中划着什么。护士赶忙递上纸笔，却只留下几道歪斜的墨迹。有人说他最后念叨的是“翠亨村”，那个父亲出生的岭南小村；也有人说他反复写着“香港”二字。台北殡仪馆的挽联堆成小山，最醒目的还是蒋介石送的那副：“哲人其萎 典型犹在”，八个烫金大字在秋阳下泛着冷光。

孙公馆书房里，那幅“天下为公”的墨宝依然高悬。玻璃框右下角有处不起眼的裂痕，是1949年打包行李时磕碰所致。透过这道细纹望去，“公”字最后一捺的墨色似乎格外浓重，仿佛要穿透宣纸洇入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