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就有了愿为“兵谏”付出代价甚至是性命的心理准备。他的愿望就是促成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将日本侵略者赶跑。
彼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蒋介石表示不会追责，张学良信了他的说辞，不顾共产党人的劝阻，执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却言而无信，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逮捕张学良。张学良也就迎来了他长达54年的幽禁生活。
在被关押的54年里，张学良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财？
据说账单出来后，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
这是真事吗？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险些丢掉了性命，也彻底丢掉了面子。对本就重视脸面、自视甚高的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
也因此，等到蒋介石终于安全脱身，回到令他心安的大本营之后，面对本是其麾下的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要执行人——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恨不得生啖其肉。
相较之下，比较没有背景和人脉的杨虎城死得更早也更惨，张学良虽有宋美龄等人的维护，侥幸逃过了死劫，漫长的囚禁生涯却也让他忧愤交加，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摧残。
蒋介石不愿放过张学良，哪怕不能立刻杀死也要让他失去自由，随时活在性命不保的担惊受怕之中。
除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意，他如此作为，更多还是“做给其他人看”。
毕竟，有西安事变作为前例，蒋介石绝对不允许麾下有哪一位大将敢于“后效”。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下场越惨，蒋介石越高兴，也越安心。
基于这样的想法，蒋介石为张学良择定囚住地点，一定离不开“严加管束”和“高度安全”的原则。
为此，54年的幽禁生活里，随着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也一直变换不定。只算囚住时间较长的地点就多达5地。
值得提到的是，张学良的前10年幽禁生活是在大陆度过，当时蒋介石甚至下令，如果有被“劫狱”的风险，看管人员就要将张学良当场击杀。可见蒋介石的狠心。
1937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交由军委“严加管束”，囚住在了浙江奉化溪口的雪窦山上。
蒋介石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张学良的囚住地点，是因为这里是“蒋氏故居”的所在地，居住在溪口镇的过半数人家都与蒋家存在亲属关系，他们天然就是蒋介石的耳目。
当然，蒋介石不会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完全交给这些没有经过军中特训的普通人家。
事实上，从蒋介石决定囚禁张学良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在张学良的身边划定了“三道防线”，分别是30多人的特务队，编制为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以及由军统特务充当的地方官员。
其中，特务队都是由经过特别挑选的军统特工人员组成，设有队长、副队长，其下30多人被分为4个小组，令设组长，由组长带领日夜轮流值班。
队长一职固定人选，副队长人选却多有变换，目的就是更好监督队长。
如果说特务队是随时盯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的话，那么一个连的武装宪兵则主要负责张学良的住所和他有限的活动范围的警戒工作。
他们充当张学良囚住地点的“门卫”，还会为张学良划定有限的活动范围，外人不被允许靠近，张学良也不能跨出这个区域。
而他们能起到震慑、看管的作用，还因为他们在这一划定区域修筑了一定的防御工事，包括安装铁丝网、修筑碉堡等等。
即便看管得如何严密，蒋介石依旧放心不下，这才有了第三道防线，由军统特务担任张学良囚住地区的地方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县长、乡长以及保警队副等职。他们掌握地方的行政和安保工作，参与地方的通讯联络工作，能随时与军统局取得联系。
蒋介石希望通过这种军政配合的方式，彻底断绝张学良被劫走的可能。
蒋介石既然要为“雪耻”不惜一切代价，在战事频起，自己也要迁都重庆时，自然不可能放任张学良呆在他看不见、“不安全”的地方。
因此1938年，张学良先被押解到湖南郴州，再转押沅陵，后来又迁徙到了贵州修文县，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被囚住的记忆。
这期间，张学良曾3次致信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战，一腔报国之心令人动容，却无法感动更重私利的蒋介石。
蒋介石非但没想过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再添一员虎将，反而还在国难当前，专门抽调人手，不断在张学良的囚住地点附近修筑多个碉堡、炮台和防空洞。
为了面上好看，他下达命令时多是打着“保护张学良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他虽有防止日军报复轰炸之意，更多却是担心东北军趁乱赶来解救张学良，特地设置更多的障碍。
张学良被囚住在沅陵时，抗日战火已经烧到了常德、湘西。
他的住处上面时常飞过日机，每当警报一拉响，他就会被看管他的特务们裹挟着躲进防空洞。
那时的张学良感到十分憋屈，更为日寇的暴行怒火万丈。
但他失去自由，亲自参与抗战无望，只能让他的生活副官在墙壁上刻下“雪仇”二字。
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要雪蒋介石的仇，实际上，张学良是要对日本侵略者“报民族恨、国家仇”。
当时张学良心里就有盼望的。他以为国难当前，战事告急，蒋介石总会放他出来，让他上战场杀敌。
但事实表明，比起赶跑日本侵略者，蒋介石更在意“剿共”，比起把他放出来，壮大己方的抗日力量，蒋介石更愿意将赶跑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靠不住的美国身上。
果然，张学良3次致信蒋介石都没能得到回复，还是有一次戴笠前来看望张学良，张学良问其，才得到了一个“蒋先生未置可否，只是让我劝你好好读书”的回答。
当时张学良激愤地喊道：“要我读书，可偌大个国家，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稳的书桌。”
但蒋介石到底重私仇更甚国恨，一心想着抗战的张学良只等来1946年的突然转移。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了台湾新竹，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永远离开了大陆。
无法亲身参与抗战，又被骗解到了台湾，张学良有了一个巨大的遗憾。
但不可否认的是，尚在大陆时，他的幽禁地点都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策划，后者对他并没有留有情面，他的住处多是小而简陋。
反而是被骗解到台湾之后，他的囚住地点交由蒋经国安排，后者对他多有善意，特地为他精心安排了宽阔明亮的别墅。
也正因为如此，外界多以为他明为“被软禁”实则是被“荣养”，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读书反思”。
更有张学良被幽禁54年花销甚大，足以“养活一个团”，“开出来的账单让蒋介石气得大骂”等等说法。
但事实是，这些说法都遭到了张学良原配妻子于凤至的一一驳斥。
于凤至曾在大陆为张学良陪狱三年有余，和他多半住在孤山古庙里，一日三餐只有两菜一汤的“标配”，夜里睡的也是硬板床，想要衣物和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都要自掏腰包，由看管他们的特务出去购买。
后来，于凤至因病前往美国治疗，为张学良陪狱的人变成了赵四小姐，但远在美国的于凤至依旧时时关心张学良的动态，积极为他奔走，自然也就知道他刚被骗解到台湾时有过没有粮食吃不饱饭的时候，当时为了买到鸡蛋充饥，赵四小姐只能细软首饰作为交换。
正因为如此，当她听闻外界疯传张学良住的是豪宅，每顿饭吃的都是盛宴，住地还建造了游泳池和网球场用来消遣时，她嗤之以鼻。
当被美国一些不坏好心的政客问到面前时，她直言：“你们说的能养活一个团的经费，究竟花到了何处鬼才知道！”
起初，面对这些美国政客，于凤至还试图说明张学良被幽禁的真实情况，好洗清那些疯传的谣言。
但对话进行了后来，于凤至才意识到他们是对中国有政治偏见，才会故意不理会她的解释，执意颠倒黑白，想要通过无限夸大张学良的“好待遇”，好为蒋介石洗脱。
于是，于凤至发出了“既然你们也知道无权干涉中国内政，那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的诘问，让这些美国政客悻悻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