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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有过七次给普通人的阶层跃迁机会，弄清楚这七个历史性的阶层跃迁机会，你就能弄清楚，今天的社会阶层都是怎么来的。

第一次阶层跃迁，发生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恢复高考通过释放教育资源，打破了阶层和体制的固化，许多普通人，真正通过读书改了变命运。

恢复高考的本质，是对社会精英人才的筛选，以此来填充由于历史因素导致的精英阶层的缺失。

所以这一批读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毫无疑问地进入了社会精英阶层，政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身影。

但当社会精英阶层逐渐饱和后，高考对阶层改变的重要性就越来越低了。读大学的人，从最初大多数成为精英阶层，到现在大多成为中产阶层、底层。

第二次阶层跃迁，是80年代的乡镇企业，国家政策鼓励农村的工业化，一部分农民弃农从商，通过低成本创业，盘活劳动力与土地资源，改变了自己的阶层。

乡镇企业的本质，是政策红利+本地资源的整合，这部分农民企业家，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资本阶层。

而后来的农民，大多数成为了农民工，构成了今天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众。

第三次阶层跃迁，是双轨制套利，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计划内商品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产生价格差，出现套利机会，于是催生了“倒爷”群体。

“倒爷”的本质，是利用社会制度变革过程的漏洞进行套利。这部分人，是最早的一批裙带资本阶层。

到了今天，双轨制漏洞虽然没有了，但其他的漏洞依然存在，裙带资本阶层活跃在权力与市场之间，以此来赚取利益。

第四次阶层跃迁，是90年代的下海经商潮，大量有胆量和能力的体制内人员，带着政治资源与市场经济结合，成功实现阶层的跃升。

下海经商潮，大量社会精英阶层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权力走向资本，政治资源与市场资本结合，造就了新一批的资本阶层。

第五次阶层跃迁，是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加速带来制造业崛起和资源价格上涨，煤老板、外贸商受益于资源与劳动力价格洼地，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资本。

这一次本质是全球化分工下的供需差，巨大的市场需求造就了煤老板、外贸老板、工厂老板，形成了新一批资本阶层。

同时，大学扩招，大学生数量暴增，白领阶层形成；大量的工厂兴建，没上大学的农二代，纷纷来到城市成为工厂工人。中下层的打工人阶层在这个时期形成。

第六次阶层跃迁，是本世纪初的房产致富，快速的城市化推动了土地的快速资本化，房产成为财富储存工具。

房地产的本质，是资产价格膨胀+金融杠杆放大。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土地资本阶层以及受益于房产市场的城市中产阶层。

第七次阶层跃迁，是21世界的互联网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普通人通过电商、编程、流量经济实现阶层跃迁，其本质是技术颠覆+生产效率跃升。

互联网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行业，造就了新的技术资本，以及受益于技术资本的互联网新贵、技术工程师，他们成了新的资本力量阶层和中产力量阶层。

回顾过去七次阶层跃迁机会，制造阶层跃迁机会的核心因素，无非是这四个：制度红利、资源红利、需求红利、技术红利。

制度红利，就是过去两种体制的重大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以及制度漏洞中产生巨大套利机会。

比如恢复高考，就是通过教育实现制度性资源再分配，受益的是当时的寒门学子、知识分子，而双轨制套利则是变革过程中巨大制度漏洞，受益的是倒爷、体制内资源持有者。

资源红利，是对过去未经开发的资源的重新开发，产生的巨大机会，比如乡镇企业、下海经商，受益的是农民企业家、地方能人、个体户、体制内边缘人。当然资源红利离不开制度。

需求红利，是市场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城市化过程中，爆发的国内外巨大需求，带来的重大机会，造就了煤矿、外贸、房地产等领域的巨大增长，受益的是煤老板、外贸商、制造业老板、炒房客、早期购房者。同样需求红利也离不开资源（矿产资源、人口资源、土地资源）。

技术红利，主要是指信息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浪潮，软件、电商、新媒体，一波接一波的技术与热点，受益的是程序员、电商卖家、内容创作者。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对普通人来说，制度红利几乎不可能再现，资源红利早已被瓜分殆尽，需求红利随着全球化倒退和人口下降，机会也已逐渐消失。唯有技术红利，随着科技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机会。

阶层跃迁的机会，也展示出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即从靠制度跃迁，到靠资源跃迁、到靠需求跃迁，最终发展到今天，靠技术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