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政权的腐败与无能，使得其在清朝的攻势下迅速崩溃。对于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江南民众并未表现出太多留恋之情。加之南京百姓此前未曾经历过与清军的直接接触，而清军在入城前便以“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的承诺安抚民心，这使得普通民众对新政权抱有一定的期待。
在清军进入南京时，街道上的居民纷纷举起写有“大清国皇帝万万岁”“顺民”等字样的牌子表示归顺。此外，由于南明残余势力的残暴与混乱，不少百姓甚至发出“清兵如蟹，何迟其来”的感叹，表达了对清军早日到来的期盼。他们希望清军能够减免田赋，展现新朝善政，为饱受战乱之苦的苏松地区带来稳定与繁荣。
然而，随着弘光政权的覆灭，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势地位逐渐显现。张献忠退居西南，李自成败亡湖北，南方虽仍有残明势力存在，但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断，鲁王与唐王两派势同水火，难以形成合力。在此背景下，清廷似乎迎来了稳固统治的最佳时机。
然而，降臣孙之獬的一番怂恿，却让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了“剃发令”。这一政策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期待，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反抗。
剃发不仅是外在形式的改变，更被许多人视为文化认同与民族尊严的丧失。于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选择，导致无数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事实上，清廷推行剃发政策并非始于入关之后，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剃发令”成为了压垮清初统治稳定性的重大导火索之一。
满族起源于女真人的建州部落。早在宋朝时期，金国统治者就强制推行剃发政策，对不遵守规定的汉人实行严厉惩罚。根据历史记载，1129年金太宗颁布法令，要求民众放弃汉服并按金国样式剃发，违者处死。在金朝统治区域，经常能看到士兵巡逻，一旦发现有人发型不符合规定就会被立即处决。
满族自形成以来，传统发式保持了数百年不变。男性通常会在头顶正中留一小块圆形头发，编成细辫子垂于脑后，周围头发则全部剃光，这种发型被称为"金钱鼠尾"。按照习俗，满族人只有在国家或家族重大丧事期间才会暂停剃发，其他时间都必须保持这一发式。
到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剃发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标志。后金政权要求归顺的汉人必须剃发以示效忠，否则将面临杀身之祸。在一些地区，大量汉人因为拒绝剃发而惨遭屠戮。例如辽阳陷落后，就有成千上万不愿剃发的汉人选择投江自尽，宁死不屈。
然而，剃发后的汉人处境往往更加艰难。由于明清两方的拉锯战，剃发汉人常被视为敌人而遭到明军杀害。当时驻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就曾多次屠杀剃发汉人，割下首级冒充实绩向明朝朝廷请功。这使得剃发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皇太极继位后，在杀戮方面有所节制，但在推行剃发政策上却更加严格。这与他读书识史、对金朝女真族的兴衰有深刻认识有关。他非常钦佩金世宗，并认为如果女真人过度汉化，将可能导致速亡。
清军刚入关时，占领北京不久便发布了剃发令。然而，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的劝说，以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民众的持续反抗，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回这一命令。即便如此，对于那些率先剃发以示忠诚的明朝官员，例如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多尔衮依然表现出特别的信任。在清军初据北京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明朝旧官转而成为清朝官员，但他们仍然穿着明朝的服饰，未作改变。
当清军攻入南京城时，豫亲王多铎曾斥责主动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剃头之事，是我国沿袭已久的习俗。如今我军下令，文官要剃，武官可免；士兵需剃，百姓则不必。你们不可自行剃发，违背法度。之前有些无耻的官员抢先剃发求见，已被我们严词斥责！”
然而，当多尔衮得知南京已经平定，并受到汉臣孙之獬的极力劝说后，他改变了主意，于六月十五日通过礼部向全国下达了“剃发令”，要求所有男性必须遵从满洲习俗剃发留辫，否则将面临严厉惩罚。这一政策引发了各地强烈的抵抗情绪。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朝官员大多选择投降。他们向多铎进言：“吴地民众性格柔弱，只需一纸檄文即可平定，无需大动干戈。”虽然这些文人表现得缺乏气节，但这句话也并非全无道理。
除了太仓地区因农奴试图夺取原主人财产而发生几次暴乱外，江南地区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清行动。各地乡绅为求自保，在城墙上写上“顺民”二字，表示归顺清朝。钱谦益在与乡绅的书信中，甚至称赞清朝“名正言顺，得天得人”。
扬州屠城的惨烈景象更是让安逸已久的江南民众心理受到极大冲击，开始认真权衡激烈抵抗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南京和扬州的不同命运尤为震撼——扬州因抵抗而遭遇“扬州十日”，据说有八十万人丧生；而南京在弘光帝逃亡后，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持地图户籍，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投降，二十余万军队缴械投降。清军未遇抵抗，果然避免了大规模屠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给江南士绅和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记。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士，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他因品行不佳、立场不坚定，在明朝为官时一直未能施展抱负。清朝入关后，他为了谋求官职，迅速投降，并被任命为礼部侍郎。
为了报答新主的知遇之恩，又苦于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孙之獬采取了一项极端措施——主动剃发易服。他不仅让全家女性放弃缠足，还亲自剃掉前额头发，留起辫子，穿上满族服饰，企图借此赢得清廷的认可与赞赏。
然而，孙之獬的这一举动却适得其反。上朝时，汉人官员仍身着宽袍大袖的明朝服饰，对这个不伦不类的“怪人”嗤之以鼻，甚至故意将他挤出队列；而满族官员则认为他是刻意模仿，却又不够纯粹，因此也对他嗤笑不已，用脚将他踢出了满族官员的行列。
备受羞辱的孙之獬愤懑交加，随即撰写了一份奏折，向清世祖建议推行“剃发令”，强制汉人剃发易服。他在奏折中写道：“陛下平定中原，万事皆已革新，唯有衣冠束发之制沿袭汉俗，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这几句话正中当时摄政的多尔衮下怀，最终促成了“剃发令”的颁布，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与反抗。
顺治帝即位时年仅7岁，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多尔衮等人本就具有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一番话暗暗刺激后，深感其言极有道理。
实际上，在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之前，满族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呈递了满文版的辽、金、元三朝史料。这些史料意在总结过往“异族”统治中原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警示便是避免上层过度“汉化”。尤其是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衰败与软弱。
孙之獬的建议恰好触动了多尔衮内心的警觉。他决定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风险——于是下令强制剃发！这一残酷法令犹如冷水倒入热油，瞬间点燃了江南地区的反抗怒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难以接受自己在外表上沦为所谓的“夷狄”。
回顾历史，即便是在中国统治近百年且残暴无道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强迫汉人改变服饰发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臣民。对于深受家族宗法儒学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可以将王朝更迭视为天道循环的一部分，但如果有人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改变衣冠相貌，将延续数千年的汉族儒式发型改为剃发梳辫，这不仅是对人格尊严的巨大侮辱，更是如同精神上的“阉割”，令人痛彻心扉。
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生活，不仅愧对祖先，死后也无颜面对先人在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角度来看，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或许存在差异。但在捍卫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的问题上，几乎全体汉人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归顺的地区开始纷纷反抗，整个华夏大地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即使是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其笔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我朝（清）初入中原时，服饰制度仍沿袭汉制（实际上朱元璋所恢复的是唐制）。当时朝廷官员皆束发戴进贤冠，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文武百官分为满汉两班。然而，山东籍进士孙之獬却心怀狡计，率先剃发迎降，企图以此博取主子欢心。但当他试图融入满班时，因他是汉人而被拒绝；回到汉班后，又因其投靠满洲的姿态而不被接纳。于是，孙之獬羞愤之下上书……”
随后，“削发令”颁布，汉族百姓无不奋起反抗，各地起义如星火燎原。江南百万生灵涂炭，尽化为野草荒坟，这一切皆因孙之獬一言所引发。
究其根源，不过是他贪图富贵、丧失廉耻之心，最终酿成无数惨祸！（出自《研堂见闻杂记》）
然而，天道有轮回。仅仅三年多之后，孙之獬因收受钱财、卖官鬻爵而遭到弹劾，被革职遣返回老家淄川。
报应来得如此迅速。恰逢山东谢迁等人发动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愤怒的民众将孙之獬一家男女老幼共百口全部处死，手段极其残忍。孙之獬本人更是被五花大绑达十余日，在此期间，他遭受了种种酷刑。义军百姓在他的头皮上戳满了细洞，争相用猪毛为他“植发”，以示羞辱。
最终，人们用大针将他的嘴巴缝合起来，然后将其活活肢解碎割而死。这便是孙之獬的下场，一个因贪婪无耻而招致惨烈结局的人。
唉，孙之獬这样的下场，就连投靠清朝的汉人官员也觉得大快人心。确实，当他全家被灭门时，恐怕用十六州的铁也铸不成这样一个错误。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颁布法令：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必须剃发归顺。这一命令将剃发变成了不可抗拒的强制措施。
"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激起了江南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清怒潮迅速蔓延至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等地。处处义旗飘扬，人人愤慨填膺。清军在多铎亲王的带领下进行血腥镇压，使江南大地血流成河。
"华人变夷，生不如死"。在这样的悲愤情绪下，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江阴城爆发了起义。百姓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主持城防，紧闭城门抵抗清军。
江阴的剃发事件颇具戏剧性。清军任命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前明进士方亨为江阴县令。他自比诸葛亮，身穿明朝官服，仅带二十多名随从就前来上任。
当剃发令下达时，江阴的上百名儒生带领数万民众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亨仍端坐堂上，命衙役收缴民众武器。恰好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来贺喜，见状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敢违抗剃发令，都该杀！"此言一出激起众怒，百姓群起而攻之，将其打死并焚尸。
1645年盛夏，江阴城头阴云密布。清军铁骑压境之际，曾强推剃发令的河南籍县令方享，被愤怒的百姓拖下官椅。这个用刀剑逼迫父老剃发易服的年轻官吏，最终在暴雨般的拳脚下咽了气。可谁也没想到，他的殒命竟揭开了更荒诞的阴谋。
当义民们杀红眼的刀刃尚未冷却，忽然有人想起同察院内还拘着四名"满洲监察"。
这些清廷特使初入江阴时嚣张至极——他们当街撕咬带血生肉，用晦涩的满语厉声呵斥，甚至在衙门口随地便溺，兽皮毡子往地上一铺便是卧榻。
可当起义者破门而入时，这些"蛮夷"射出的箭矢却绵软无力。
"爷爷饶命！我们都是苏州人！"钢刀架颈的瞬间，四人突然迸出吴侬软语。
原来这些所谓"满人"不过是方享雇来的地痞，白日里披兽皮嚼生肉作野蛮状，夜间却躲在绸缎堆里数银元宝。屠户们闻言目眦欲裂，手中解牛刀翻飞如雪，将骗子的哀嚎与方享的阴谋一同剁成了碎片。
危局中，典史阎应元被推上城楼。这位临危受命的布衣统帅，竟让弹丸小城化作铁壁铜墙。
清军主帅望着城下堆积如山的尸首，几乎咬碎钢牙："自燕京到金陵，八旗所向披靡，今日竟困于这拳头大的江阴！"
六万军民以门板为盾、以锄头为矛，将八十一天的坚守写成血书，直到最后一支羽箭射穿黎明。
清廷大为震怒，命令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族将领石堪、博洛等人率领二十万大军，将江阴城围得水泄不通。刘良佐骑马绕城，高声呼喊，试图劝说江阴百姓投降。
阎应元站在城墙上大声斥责：“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典史官，尚且能为国家尽忠。你身为朝廷的侯伯高官，却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江阴父老！”
随后，阎应元亲笔书写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听后深感羞愧，但为了向清廷主子交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三层厚牛皮制作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靠近城墙。
然而，牛皮虽然坚韧，能够抵挡箭矢和石头的攻击，但阎应元早有对策。他命人将人粪与桐油混合后煮沸，然后从城墙上泼下。滚烫的液体轻易穿透了牛皮帐，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惨重，这次攻城再次失败。
双方相持数日，清军始终无法破城。一天，清军发现江阴城门突然大开，以为是有人献城投降，于是立即发起进攻。然而，这其实是阎应元的计谋。城中的百姓早已按照他的安排假装投降，清军果然中计。
一名清军将领占领了官署，以为已经得手。但没过多久，江阴的士民伏兵四起。一位壮士手持双斧，舞动如飞，冲入官署，一斧砍下了清将的头颅，随后大呼杀出。埋伏的士兵迅速合围，江阴人民一举歼灭了数百名尚未逃出城的清兵。这场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江阴军民的士气。
在江阴抗清的英雄阎应元巧妙地在城外江岸布置疑兵，挂满标有“大明忠义营”的灯笼，若隐若现，成功诱使清军出击。
然而当清军到达时，却发现空无一人，正当他们疑惑之际，江阴城中的民兵突然从城墙上缒下，主动袭击清军营地，制造混乱，并杀死了不少清兵。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场混战中，曾经杀害高杰后投降清朝的许定国也被斩首。
阎应元身材魁梧，双眉浓重，目光锐利而威严，面色红润，臂长过膝，相貌酷似三国时期的关云长。他每次巡视城墙时，身后总跟着一个手持大刀的随从，形似周仓。清军中的满人大多喜爱听《三国演义》，看到这一幕，心中无不敬畏，甚至认为阎应元是关羽转世。
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清军从南京调来了二十四门重型火炮，对江阴城进行猛烈轰击，导致城墙多处崩塌。清军趁机攻入城内，江阴最终失守。
江阴的义士们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全部壮烈殉国。城中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纷纷选择投水、纵火、自刎或上吊等方式以身殉国。
清军连续屠杀两天，直到再也找不到活人才停止屠城。据统计，江阴全城近二十万人口几乎被屠杀殆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状令人为之动容。
难怪当时有人作诗哀叹：
“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出自《江山孤忠录》）
在江阴城破之际，阎应元深知大势已去，他从容不迫地写下绝命词：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字里行间尽显忠诚与悲壮。写毕，阎应元跃马提刀，奋勇杀敌数十人，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在挣扎之际，他毅然拔刀自刺，决意殉国，却被民众拦阻。
恰在此时，刘良佐部下赶到，高喊“阎公是刘将军故交，必须活捉”。
于是阎应元被押至佛寺见刘良佐。刘良佐见到阎应元，竟失声痛哭，涕泪横流，不知是愧疚还是感慨。
阎应元怒斥道："哭有何用！事到如今，只求速死！"话音未落，豫亲王多铎亲自到场，企图劝降这位英雄。
阎应元背对多铎而立，慷慨陈词，骂声不断。
刘良佐为表忠心，竟亲手持枪刺向阎应元大腿，鲜血喷涌而出，却未能动摇他的气节。
当晚，奄奄一息的阎应元仍被押往栖霞阁。他多次高呼"速杀我"，誓不投降。最终，多铎下令以酷刑处死了这位宁死不屈的英雄，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佳话。
昆山原本局势平稳，但剃发令颁布后，民众震惊愤怒。百姓群起反抗，诛杀了清军任命的地方官员，焚毁县衙，并将巡抚官署付之一炬。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派遣，率铁骑包围昆山城，先屠戮数千义民。
随后，清军攻入城内，展开惨烈屠城，连续屠杀三日才下令停止。当时天气晴朗，但气氛阴森恐怖，空中不见飞鸟。傍晚突降大雨，雷声轰鸣。初八日，清军征用千艘船只，满载掠夺的财物和俘虏西去。
据估算，城中男女能侥幸逃脱者，十人中不足一二；巧妙藏身得以保全者，百人中难有二三。骤雨过后，尸体开始腐烂变色...
死者的惨状各异：有的倚门、卧床、投阁、扳槛；有的被反缚、捆扎、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甚至还有悬梁挂树者，井池潭满是尸体。场面极其惨烈！（引自吴伟业《鹿樵纪闻》）
1645年七月底，李成栋率领五千多人马逼近嘉定，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的领导下，嘉定居民用大木头和巨石堵塞城门，誓死守城。八月中旬，李成栋对嘉定城北的娄塘桥发起猛烈进攻，导致上万平民惨遭杀害。
八月二十四日夜，一场大雨让城上无法点灯照明。李成栋趁夜色掩护，派士兵潜伏到城墙根挖掘地道，并埋设火药。
黎明时分，清军以大炮轰击引发火药爆炸，城墙瞬间崩塌，清军蜂拥而入。他们甚至从屋顶奔跑穿行，迅速占领全城。城内百姓走投无路，纷纷跳河自尽，以至于河水都被尸体堵得停止流动。
黄淳耀兄弟拼死抵抗直至筋疲力尽，最终相拥自缢殉国。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此前在一江伏击战中阵亡，他怀恨在心下令屠城报复。
李成栋手持利刃，规定日落听炮声后才停止屠杀。当时正值盛夏白昼漫长，清兵得以尽情搜刮屠戮，挨家挨户无一幸免...（出自吴伟业《鹿樵纪闻》）
清军奉命行动，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偏僻角落，都进行了彻底搜查。
对于草丛和棘丛，士兵们用长枪乱刺，意图将反抗者一网打尽，目标是不留活口。
这一惨烈场景，被亲历者朱子素记录在《嘉定屠城略》中：“市民之中，有上吊、投井、投河自杀的，也有血流满面、肢体残缺或被砍未死仍挣扎的，尸体遍布街头巷尾”，宛如一幅人间炼狱图。清军还对年轻女性实施强奸，若遇反抗，则残忍地用钉子将她们的双手钉在门板上再加以凌辱。
屠杀过后，李成栋的部下开始大肆掠夺财物。他们逢人便喊“蛮子献宝”，随即挥刀砍向对方，但并不致命。如果被砍者拿出金银财宝，士兵们便会满意离去；而那些身上携带财物不多的居民，则往往会被连砍三刀，深浅不一，但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四起，远近可闻，求饶之声此起彼伏，如同集市般嘈杂”。
值得注意的是，李成栋曾是高杰的部下，而高杰的军队此前在扬州等地与当地居民结下了仇怨。因此，这些来自北方的军人对江浙一带的百姓怀有积怨，借此机会发泄报复心理，这也是导致此次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这五千名剃发易服的汉人清军抢夺了三百艘大船的财物，在李成栋的指挥下全部运离嘉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一屠”，约三万人惨遭杀害。
数日之后，一位名叫朱瑛的义士挺身而出，召集附近逃散的两千多名民众重返嘉定。他们处决了投降清军的人以及清军任命的官员，并在葛隆地区设下埋伏，成功消灭了李成栋派出的一支小分队。
愤怒不已的李成栋迅速率军回攻嘉定，在途中对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被民众驱逐的清军委派县令浦嶂，则甘当帮凶，带领李成栋的部队直接攻入城内，将尚在睡梦中的居民屠戮殆尽，尸体堆积如山，随后又纵火焚尸。
浦嶂不仅残忍杀害昔日好友娄复文等人的全家，还向李成栋献计：“若不彻底剿灭，必留后患！”
于是清军再次展开血腥杀戮，嘉定遭受了第二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南明将领吴之番率领残部对嘉定城发动猛攻，周边民众纷纷响应，突然之间打得城内的清兵仓皇出逃。
然而不久，李成栋重整军队反扑而来。吴之番所率领的兵民大多未经正规训练，很快便溃不成军，吴将军亲自提枪奋战，最终壮烈牺牲。
李成栋第三次攻破嘉定时，不仅将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斩尽杀绝，还顺带屠杀了近两万名刚刚到嘉定避难的平民，鲜血汇流成河，这便是震惊历史的“嘉定三屠”。
在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江南大地经历了极为惨烈的风云变幻。随着剃发令的颁布，整个江南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在这一系列血腥镇压行动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嘉定和江阴两地的大屠杀。嘉定的屠城由降清明将李成栋执行，而江阴则遭受了另一明将刘良佐的残酷镇压。这两位前朝将领为了博取新主子的信任，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屠杀。
面对如此残暴的统治政策，江南民众以鲜血和生命做出了回应。据估算，在这场浩劫中，仅江南一地就有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正是通过这样惨烈的代价，人们才彻底认清了清廷的凶残本质。
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目睹这一切后感叹道："
清廷推行的辫发胡服制度，引发了汉人强烈的反感。在汉人看来，被迫接受满族的发式和服饰，是比任何异族统治都更屈辱的事。那些原本为保命而忍辱负重的百姓，如今为了守护传统发式而奋起反抗。如果当时南明诸王能够团结一致，而不内讧的话，满族能否统一中国还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清廷的强制剃发政策虽然达到了震慑的目的，但也严重延缓了其统一全国的进程。这种极端的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激发了更广泛的抵抗运动。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李自成在通山遇难后，其麾下数十万大军瞬间失去统帅，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先后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投降；刘体纯、田见秀则向清将佟养和归顺，被安置于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递送降书，在湖南表示归顺；郝摇旗等亦撰写降表，展现出明确的投降意图。
根据清朝档案记载，这些农民军首领提交的降表文书齐全，表明其投降并非空穴来风，也绝非“诈降”。当时，农民军与明军长期相争，两败俱伤，而清军则是唯一真正的胜利者。在此背景下，向清军投降成为大势所趋。然而，所有投降的农民军将领均提出一个共同条件：不剃发。
然而，随着清廷颁布“剃头诏”，各地府衙严令催促执行，这一政策激起了农民军残部的强烈反抗。为了保留汉族的传统发式，他们纷纷重新举兵，转而投靠明朝遗臣何腾蛟和堵胤锡。
因留发而复叛的行为，使数十万大军瞬间与清廷为敌，埋下了深重的矛盾。
后来，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等人的反清之举，同样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吸引了无数中华儿女响应，掀起了一场场旨在恢复大明衣冠的抗清浪潮。这充分说明，文化认同与民族尊严在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与郑成功进行谈判。由于父亲被清廷扣押，郑成功当时在福建安平会见了清朝使者，展现出和谈的诚意，并有意接受清朝所赐的“海澄公”封号。
然而，因清朝使者要求郑成功必须先剃发才能宣读诏书，这一苛刻条件导致双方失去妥协的空间，最终使谈判破裂（江日升《台湾外纪》）。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朝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处决。表面上看，他是因为说过这样一句话而招致杀身之祸：“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一些浅薄的学者认为陈名夏内心怀念大明王朝，但实际上，他是一名不折不扣效忠清朝的官员。他的死因主要是清廷内部汉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和相互倾轧。最终，他被主子用弓弦绞死。
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对陈名夏表示同情，认为他提出的“恢复衣冠”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有人认为他是因忠臣身份而遭忌恨被杀。然而，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
陈名夏的死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说错了话，给了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以把柄，这些人迅速向清廷主子告发了他。在猜忌重重的情况下，他难逃一死。
陈名夏是江苏溧阳人，曾在崇祯朝担任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他一度投降，后来趁乱逃回南京。当阮大铖、马士英等人准备追究“顺案”（即追查向李自成投降的明朝官员）时，陈名夏察觉到危险，再次北上投靠清朝。由于站队及时，他一直受到多尔衮的重用，在清朝官场节节高升。顺治五年，他已官至吏部尚书；顺治八年，成为内翰林统文院大学士，并被封为省保兼太子太保，位列正一品。然而，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却因罪获刑，最终被杀。
在清朝初期，许多汉人官员虽表面上归顺了清廷，但实际上内心对满族的强势政策多有不满。除了像孙之獬、冯铨等极少数投靠满人的汉奸外，大部分汉官对“首崇满洲”的国策感到愤懑。
尽管这些汉官不敢公开反对，但他们通过不断上书进谏的方式，希望清廷能够真正实现满汉平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清朝才能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主宰，进而达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当时，满洲贵族作为征服者，优越感极为强烈。即便是他们的奴仆，在街上也能随意侮辱汉人高官，强行争道。在北京城内，优质地段全被满人占据，汉人则被迫迁至南城居住。更甚者，一旦有汉人出现麻疹或皮肤病，全家都会被驱逐至荒郊野外，任由其自生自灭，因为满人极度害怕天花。只要稍有怀疑，不仅当事人全家遭殃，甚至连邻居汉人都可能丧命。
以陈名夏为代表的江南汉人，本身带有浓厚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态度不仅引起满人的反感，也让北方籍汉人对他颇有微词。顺
治八年时，汉官张煊指控陈名夏“结党营私”，并指出他阿谀奉承睿亲王多尔衮。
由于此事涉及当时的满人吏部尚书谭泰，而顺治帝尚未完全稳固皇权，为了避免牵连，最终下令处死张煊，罪名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
不久之后，随着清算多尔衮运动的兴起，谭泰作为多尔衮的铁杆亲信，被多尔衮的政治对手济尔哈朗告发，迅速遭到处死并抄家的命运。
济尔哈朗与皇太极同辈，二人是堂兄弟关系。皇太极去世后，本应由他与多尔衮共同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帝，但他很快被排挤出清廷的政治核心。因此，当多尔衮一去世，济尔哈朗自然要借机报复。
在谭泰被杀之后，陈名夏涉及的“结党”案件重新交由济尔哈朗审理。在高压之下，陈大学士只能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投诚”的功劳，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自己的“罪名”。
不过，由于陈名夏在与多尔衮共事期间大多出于公心，待顺治帝亲政后，并未深究其责任，仅将其贬为闲散官员。
一年多后，陈名夏再度被起用，恢复秘书院大学士之职，并担任《太宗实录》总裁官，同时兼任吏部尚书。
又过了一年多，因宁完我等人的弹劾，陈名夏最终被罢免官职。
提到顺治帝，现代人受小说和电视剧的影响，往往将他视为一个为董小宛殉情的多情皇帝。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尽管顺治帝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但他实际上是一位城府极深、手段阴险的君主。他对多尔衮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却对多尔衮时期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极为认同，因为这些措施完全符合满洲统治阶层的利益。
顺治帝对满族可能“沿袭汉俗”的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唯恐过度汉化会削弱满洲民族的特性。
宁完我是清朝初期一位颇具争议的汉人官员。他早年是明朝东北地区的举子，很早就投靠了后金政权，成为贝勒萨哈廉家的奴仆，并为后金政权效力多年。然而，由于嗜赌成性，他曾被皇太极废黜达十年之久。直到多尔衮掌权时期，他才得以重新启用，负责编译史书等工作。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察言观色的能力，他逐渐晋升至国史院大学士。
宁完我与多尔衮关系密切，但在多尔衮去世后的大规模清算中，他却毫发无损，显示出其高超的政治生存能力。作为较早归顺满清的汉人官员，他对后来投降的汉人大臣如陈名夏等人怀有强烈嫉妒心理。于是，他联合前明阉党代表人物冯铨等人，不断在顺治帝面前诋毁陈名夏。
陈名夏在选拔官员时偏好任用南方汉族文人，这引发了宁完我和冯铨等北方派系的不满。冯铨曾向顺治帝进言：
“南人文章出众但品行不佳，北人虽不善文辞但品行端正。”
此话加深了顺治帝对陈名夏的怀疑。
最终导致陈名夏失势的关键事件是“任珍案”。
任珍原为明朝降将，担任西安镇总兵。因私自杀害家人被革职后，他在家中牢骚满腹，被家仆告发。刑部审讯后认定其罪行属实，判处斩首并抄家。然而，在案件复核过程中，陈名夏与陈之遴等人认为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任珍该死，但他们又不敢直接为其开脱，遂建议让任珍自尽以保全尸首。这一处理方式成为了政敌攻击他的把柄，也成为陈名夏政治生涯转折的重要节点。
顺治帝听闻陈名夏等人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斥责其敷衍塞责、欺瞒君上，当即下令削职罚俸以示惩戒。随后，顺治命宁完我起草诏书，严厉谴责陈名夏“结党营私”之罪行。
这正是宁完我落井下石的绝佳时机。他趁皇帝震怒之际，揭发了一桩旧事：某日，陈名夏与宁完我在朝堂商议国是时，谈及南明永历政权在西南地区攻势猛烈、清军屡屡失利的局面。
当时陈名夏曾言：
“若想天下安定，只需依我两件事即可——一是停止剃发，二是恢复明朝服饰制度，如此天下便可归于太平。”
宁完我将此事添油加醋地禀报给顺治帝，称陈名夏心怀不轨，对大清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心存不满，诋毁大清服饰制度，意在蛊惑人心、煽动南党和东林党势力，暗中图谋反叛。
宁完我更进一步指控，陈名夏所谓“留发复冠”实则意在“复明灭清”，意图动摇大清根基，实为祸乱朝纲之举。
为了进一步激化顺治帝对陈名夏的反感，宁完我详细列举了陈名夏多项所谓“罪状”。他指控陈氏父子在江南地区非法侵占公有财产，横行霸道，甚至胆大包天到“鞭打满洲人”，导致满人“破面流血”。最终，宁完我把陈名夏的案件定性为：“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即意图谋反。
顺治帝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重罪，立即下令三院九卿会审此案。
在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下，群臣纷纷指责并要求严惩陈名夏。
然而，陈名夏在这次审判中表现得十分谨慎，对于其他指控一概否认，仅承认自己曾提及“留发复衣冠”——而这恰恰是他致命的弱点。
经过大臣们的会审裁定，陈名夏被判处斩首。但顺治帝特地下旨开恩，将刑罚改为绞刑。
痛恨陈名夏已久的满洲贵族，以及宁完我、冯铨等汉官，齐聚宣武门内的灵官庙。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目睹卫士用弓弦缓慢地将陈名夏勒死。
陈名夏的儿子在父亲死后，被流放到东北苦寒之地进行劳改。自此之后，清廷再无人敢提起“留头发，复衣冠”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