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文坛30年，自1994年立足文坛的“新生代”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不斐的成绩；近十年来，青年作家稳步崛起，从不同视角观察、介入和书写现实生活，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初露峥嵘，渐有形成文学现象的趋势。

11月23日，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分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行，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评论家和青年作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可能”。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希望通过这次论坛搭建一个开放并且富有深度的平台，让年轻一代作家、批评家彼此分享创作与研究过程当中心得感悟，探索现实主义与长篇小说创作融合道路上的经验和困惑，“进一步拓宽视野，为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再填新的助力”。

首提“后新生代”概念

陈楸帆《荒潮》、徐则臣《耶路撒冷》、田耳《天体悬浮》……在2014年前后，在新生代作家之后，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佳作不断涌现，入围、斩获各项文学大奖。立足当下，回望十年前的文坛景象，那可以被定义为“后新生代”元年。

何为“后新生代”？在研讨会一开场，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就抛出了这个概念。这是“后新生代”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要谈论“后新生代”，须先厘清“新生代”这个概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婧细致地勾勒出“新生代”这个作家群体出现的时间线。据她介绍，“新生代”描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场，被文学期刊和出版方注意到的那部分新的写作者，存续的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到世纪之交不到十年的时间。评论家李洁非提出将新生代小说立足于文坛的时间定为“始于1994年”。

如今，这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正在经典化，或者说是“准经典化”，如李洱的《花腔》《应物兄》，毕飞宇的《平原》《推拿》，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艾伟的《风和日丽》，已然成为中国汉语写作的重要成果。

而在“新生代”之后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在近十年内也逐渐写出重要作品。据何平介绍，这批作家在2009年之前基本上没有写出成熟的长篇小说，直到2014年，徐则臣写出《耶路撒冷》并在次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这是这批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所有的命名都是权宜之计，肯定都有它的现实意义。”谈及将这批青年作家群体命名为“后新生代”，何平坦言，“我们是在制造概念，但是制造概念应有一个现实基础。”“后新生代”被命名的现实基础是，这批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逐渐引人注目。尤其在近两年，魏思孝、石一枫、张楚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然构成了文学现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和问题

“对作家群体进行代际划分，划分的不仅是‘年龄’，实际上也包含了写作方式、写作主题和广义的社会经济文化沿革。”作家路内在发言稿中如此说到。那么，与“新生代”相比，“后新生代”的长篇小说有何不同？

2014年至今，“后新生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像路内的《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鲁敏的《奔月》《金色河流》、张楚的《云落》、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魏思孝的《土广寸木》、林棹的《潮汐图》以及马伯庸的系列历史小说等，都或多或少地引起评论界关注。朱婧认为，“这些小说内置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身位和体感，在全球化时代勘探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朱婧看来，和“新生代”相比，“后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中鲜少去写“百年中国史”这一主题。葛亮的《北鸢》《燕食记》、徐则臣的《北上》和林棹的《潮汐图》，算是难得的意外。葛亮的小说从文学谱系上可以接驳到“新生代”以前的王安忆《长恨歌》、格非《江南三部曲》和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爱情》《仪凤之门》等“民国往事”，从文学代际的角度，葛亮笔下的“民国往事”几乎可以算作“隔代遗传”。

“新生代”小说家毕飞宇、东西、李洱和艾伟的长篇小说“述史”有着自身精神成长的同时代史；而“后新生代”小说家则几乎都是改革开放的同时代史。《雾行者》《金色河流》《云落》《烟霞里》《猛虎下山》《南货店》等都有着强烈的对改革开放的观察和思索。

两代作家处理的主题虽然不同，但并不是断裂的，只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和问题，小说家最终要处理自己的“同时代”。

精彩的人话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蕾认为，现实主义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几经轮回，好像过时了，但是它又一直在不断翻新。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新写实、微写实，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还原真实、写真实，是现实主义很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写作标准”。

而在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就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度探讨。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认为，近二十年来，长篇小说在文体是有一定的创建的。一是跨文体形式的展开，比如说文体融合、小说文体和散文文体的渐进和结合；二是复文本的展开，文本之外内容展开。宁肯三重奏里是运用了很多注释，通过注释的方式来展开小说文本另一种可能。三是类型文学的借鉴。比如说侦探类型文学的借鉴，像《东西的回响》《血色莫扎特》都是对侦探类型文学的借鉴。还有对地方志类文献的借鉴。霍香结的小说有这种痕迹。

整体上，“后新生代”长篇小说写作，一方面对于历史、城市、乡村有新的观察，另外一方面形式上有不同创建，尽管这些创建可能现在还处于不是特别成熟的状态。“但是我认为在随后的文本展开中间可能能够吸收到更多新的内容”。

《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坦言，现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有一个误区，“大家基本上把精神生活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读书、听音乐，也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被排斥在我们现实主义小说之外”，“我们现实主义小说大部分是形而下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打工人、商人、职场、厂矿工人，讨论的问题是房子、票子、小孩的教育问题”，“所有的精神生活被小说当中去贬低。即使作家写到了知识分子，也是猥琐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看这样的小说。年轻人最喜欢看的还是黑塞的《荒原狼》这样的小说。为什么？因为里面谈到的是名士、追求，是精神向上的东西。“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都可以从这类著作里阅读到更强的心志，那种心志会滋养人”。

《当代》副主编、北京作协副主席石一枫认为，“小说呈现的面貌应该是复杂的。长篇小说定义不能叫‘长’，而应该叫复杂小说。我们看过去的小说特别长，但是不复杂，它就是占纸。现在的中篇小说的容量，复杂度已经远远超过过去的长篇小说，这是几代作家的努力，这说明写作技术的普遍进步”。

对于小说语言，他认为“第一要精彩，第二要说人话。精彩的人话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这一概念大家会接受吗

“后新生代”一概念虽然提出了，但能否得到文学评论界的认可？与会专家也有分歧。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贾艳艳表示，“当代文学发展已经没有办法被有效命名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城市文学’的兴起，出现浪潮的就是最近这两年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一般意义上，之所以用代际命名，就是因为它缺乏大作品，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结构”。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在发言中坦言，“还没有适应这个概念的出场”。他认为，新生代出场时，最基本的愿望就是要走出80年代文学，就是要和80年代文学做区隔，那个时候作家非常愿意参与到命名和讨论当中。但是现在要设定“后新生代”，“假设我们也要有一个对立物，是不是要告别90年代文学？”“新生代有他们所代表的文学范畴，我们提一个‘后新生代’，这个‘后新生代’要走出自己的内涵。这个内涵恐怕很难把握。”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在总结发言时表示，“后新生代”的内涵、阐释，到底涵盖了哪些作家，都还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就像出生的孩子一样，不管以后这个概念会长成什么样，提出来，大家都可以参与探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