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演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简介]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陈寅恪的童年时代是在长沙度过的，破蒙塾师是湘潭宿儒周大烈。光绪二十四年（1898），父祖革职，举家移居南昌。陈宝箴遭遇不幸之后，陈寅恪随父迁南京，就读于家学思益小学堂。除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外，同时接受英文、数学、地理、音乐、绘画等西学教育。因此，陈寅恪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开阔的视野。

光绪二十八年（1902），12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先后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民国3年（1914）回国。民国7年（1918）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民国10年（1921），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14年（1925），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民国15年（1926）六月，36 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