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条!
这次真忍不了!
“一声对不起就算完事儿了?
哪有这种事!
” 电话那头,朱之文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激动,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他最近又成了舆论的焦点,这次是因为他把一个网暴者告上了法庭。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他作为名人,应该大度一点,一笑置之。
但这次,朱之文是真的忍不了了。
一个女人,在网上发了999条视频,80%都是骂他的内容,其中还有29条播放量超过5000,一条甚至超过20万!
这种恶意的攻击,换谁也受不了。
“我做人,该窝囊的时候窝囊到底,该拼命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敢于拼命。
” 朱之文说,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土,但却很真实。
他不是圣人,也有自己的底线。
他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给那些躲在屏幕后面,肆意攻击他人的人一个警醒。
律师杨安明说,这个案子是他代理的同类型案件中,性质最恶劣的。
那个自媒体账号从2020年4月就开始发布类似视频,持续时间最长,传播量也最广。
平台封了好多次,但一解封,她就接着发。
其实,这已经不是朱之文第一次遇到网络暴力了。
之前他也起诉过3名网暴者,最终都在调解后撤诉了。
那时候,他没要求经济赔偿,只希望对方承认错误,不再搭理他。
但这次,那个网暴者始终没有出面,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朱之文觉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庭审时,那个女人对着法官道歉,对着朱之文道歉,却说不出发视频的缘由和收益。
朱之文不接受这样的道歉,“她没有诚意”。
他故意从另一扇门离开,不想与她相遇,“看见就烦”。
成名后,他经历了什么?
成名14年,朱之文听到了太多的谩骂,也原谅了一些声音。
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衣哥”,拥有了名气和财富,但也失去了很多。
他就像一个被放在聚光灯下的玩偶,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议论。
刚出名的时候,朱之文很配合媒体的采访,几乎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个女孩声称自己是媒体的实习生,想来采访他。
采访结束后,女孩把他拉到房间,跪在地上,说自己信用卡透支了,想借20万。
“我心里难受死了,那几天我拼命配合,这一跪吓得我头都蒙了,我多委屈啊。
”朱之文说,可他什么都不敢做,只好拨通酒店前台的电话求助。
还有一次,一个人加了他的微信,说自己在做公益,想让他捐3万块钱。
朱之文捐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一个匿名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堆印刷的彩画钞票,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朱之文捐钱有功,给你发几个月奖金。
”
这样的事太多了,他不再向外借钱。
另一个改变他生活的事情,是被围观。
2016年,短视频平台兴起,朱之文的门外开始出现举着手机拍摄的人。
“那几年拍他确实有流量,能赚到钱。
”一位曾拍摄过朱之文的村民说。
朱楼村的土地少,村民们为了赚点钱,举着手机挤在了朱之文的门口。
2020年4月15日,两个醉酒的陌生男人踹开了他的家门,朱之文才开始思考他与镜头的距离。
“那几年,半夜都有敲门声,天天敲,受不了也得受啊。
”后来,他选择闭门不出。
为了躲避那些围观者,朱之文甚至在与邻居共用的院墙上架起了梯子,两家常翻墙串门。
朱之文,要“消失”了?
“要是社会上把朱之文这个名字忘掉,网上没有朱之文及家人的任何消息,这样的生活是过到天上去了。
”朱之文说。
春节前,一家单位给朱之文送了几个红灯笼挂在院子里,一位醉酒的邻居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给我一对灯笼。
”朱之文把灯笼递给他。
邻居接下灯笼却说:“俺家穷,我不值,我不要。
” 这句话被剪辑出来发在网上,配以“大衣哥给村里送年货,因礼太轻被退回”的标题,视频很快得到关注。
春节期间,来村中拍摄的人多了起来,还有人趁着关门瞬间,朝门缝儿里伸进一只脚,硬把门挤开,朱之文的妻子无奈地将她推出。
他不出门,也不让家人出门。
家中生活物品大多靠网购,快递驿站在两三公里远的地方,他看着门外没人,便开着电车前往。
回来时打开手机,看看门口的摄像头,门外有人,他就转头溜向河边散步,等没人了再返回。
儿子朱单伟初中辍学后,跟着朱之文跑了几次演出,便没有再找工作。
朱之文曾对儿子说:“人家叫你去工作,是想拉你直播,说这是大衣哥的儿子,人家不是叫你去工作,而是拿你做宣传。
”
朱单伟今年23岁,儿子快10个月了。
他们一家住在朱之文的隔壁,两层高的小楼是朱之文设计的,小院的地砖和拱门也是他和邻居亲手铺设的。
多数时候,朱单伟一家三口就待着这个院子里。
朱之文没有对财富的渴望。
他拒绝直播带货,也不做代言,怕产品出问题坏了他的名声。
朱楼村里打着“大衣哥”“之文”招牌的农家乐、菜园和饭馆,都不是他的。
他说:“用就用吧,名字又不是我的专利。
”
对于未来,他也没有任何计划,“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行了”。
在他眼里,幸福是种着庄稼,做一顿手擀面,再抱着孙子晒太阳。
别拍了!
只想好好生活不出门会感到憋屈吗?
“再憋屈也比被人家拍来拍去强。
”朱之文回答。
他领着记者参观小院,尽力展示这方小天地带给他的快乐。
一筐劈好的干柴靠墙放着,对面堆着一人高的废弃树干,“村里在挖河,我就去河边捡了点,柴火做饭好吃。
”朱之文说。
柴火堆旁是一小片花园,几株牡丹刚发出黄豆大的芽,芍药还埋在土里未露新枝。
窄窄的葡萄架上挂着灯笼,铁笼里的公鸡扯着嗓子叫着。
在朱单伟家的院子里,朱之文辟了片菜园,种着菠菜、香菜、韭菜、西红柿、茄子……他还种出过手臂长的大冬瓜。
“我们都不用去外面买菜”。
逛完院子,朱之文走进儿子家。
二楼的一个小房间放着他的“收藏”。
房间门锁着,地上铺着厚地毯,看得出他极为珍视里面的“藏品”。
门打开,映入眼帘的却是些老物件,带着天线的黑白电视机,还能放出声音的收音机,桌上整齐地摆着颇有年代感的空烟盒。
这些物件多半是自己家留下的东西,老房子拆了,朱之文将这些东西收起来,每一件都是回忆。
他拿出两个搪瓷碗说,小时候他吃饭不老实,总是把瓷碗打碎,父亲就买了两个搪瓷碗给他和妹妹用,“摔多远都摔不坏”。
他还爱收藏六七十年代的画,画里的人脸圆圆的,笑得灿烂朴实。
这些画挂满了三个房间,大多数是复制品,原版画来自村里拆掉的老房子。
没有演出时,朱之文常在凌晨三四点醒来,趴在床上看会儿书,打开手机看看新闻,再起来给朋友打电话聊聊天。
或沏一壶茶,拿出水写布,用毛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劈柴、种菜、打理花园,每件事都能耗费掉半晌的时光,“我的生活就这些事,你可别笑话我呀。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与朱之文告别那天,他把我们送到门口,刚走出来,一位小伙子拿着手机支架喊:“三叔,三叔,能跟我合张影吗?
”朱之文看了一眼说:“我不认识他。
”便冲他摆了摆手。
我们分别后,朱之文又笑着朝小伙子走去,合了张影,才转身回到家中,锁上大门。
或许,对于朱之文来说,最好的结局,不是继续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而是回归田园,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这不是一种退缩,而是一种选择。
选择平静,选择自由,选择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忘记朱之文,或许也是一种成全。
成全他,也成全我们自己。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究竟在于被多少人追捧,还是在于内心的平静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