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铁路修筑场面
成渝铁路修建时，先后共有10余万民工投入工程中。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以农民为主体，还吸收了一些城镇失业工人、无业游民等。他们不懂筑路技术，缺乏集体生活的习惯，甚至还有不少文盲。
但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这支庞大的临时队伍迸发出了气冲霄汉的建设豪情，用铁锤、钢钎、炸药、扁担、竹筐，夜以继日地开山辟路，创造了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奇迹。
九龙坡港最初是国民党政府成渝铁路工程局九龙坡码头。解放后，成为中央人民政府西南铁路工程局九龙坡码头管理所，修建成渝铁路期间，九龙坡码头起卸了30多万吨器材,有力地支援了成渝铁路建设。
这里不仅仅是码头工人挥汗如雨的“战场”，也是他们接受文化学习的启蒙地。
1952年2月，重庆九龙坡码头管理所开办了速成识字班试点。8个月内，培养文化教员440人、辅导员1270人，参加文化学习的有17812人。
办识字班，是建好成渝铁路的重要举措。
10万修筑成渝铁路的民工几乎没有筑路知识，不懂筑路技术，缺乏集体生活的习惯，甚至很多还是文盲。为了提高民工文化素质，加速铁路建设，西南铁路工程局开办了速成识字班。
他们先从各段、队工会中挑选了一批文化较高的积极分子进行培训，结业后，按成绩分别委任为教员或辅导员。然后，按民工识字多少编班分组，确保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识字班讲课前，教员一般先进行一段“忆苦”教育，对比新旧社会，对比解放前后修铁路的苦与乐，提高民工的思想认识。
为了让民工们易记易懂，教员想了不少办法。他们根据汉字的特点，分偏旁、部首，按字形分解的方法来讲解，如“明”分解为“日”加“月”，“炒”分解为“火”加“少”。他们还注意和政治内容相结合，如教“抗”字是抗美援朝的“抗”、抗日战争的“抗”。
成渝铁路各段、队、厂先后办起200多个速成识字班，绝大部分民工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原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文教部副科长王民撰文回忆，当年工程总队十大队有26个包教包学小组，他们喊出口号：“工地是战场，工地是课堂。”
民工们把字写在工具上、门板上、木柱上，互问互答。有的在工地上选块石头做成砚台，有的自己做竹笔、木笔，有的星期天坐茶馆也在学，一些夫妇互相学习、鼓励，把学习计划订入爱国公约。
民工们的学习效果很明显。王民记录了一段趣闻：当年机修厂车工师傅周玉堂和徒弟杨明忠结成互教互学对子，师傅周玉堂保证在3个月内按技术标准，教会杨明忠识图和技术操作，徒弟杨明忠保证在同期内教会师傅写二三百字的短文，阅读通俗书报。
经双方共同努力，杨明忠经考核提升为帮工匠，周玉堂达到了写简单书信、读一般书报的水平，一时被传为佳话。
此外，西南铁路工程局还在成渝铁路建设沿线开设了工人业余政治夜校，对工人系统地讲授共产主义知识。
速成识字班让许多民工和工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初步掌握了语文知识，会看报纸，写信件，记录生产进度。通过政治夜校的学习，他们懂得了共产主义的远景和努力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关系，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等。
这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后来修建宝成、川黔、贵昆等西南铁路干线，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事实上，还有一支队伍对筑路民工起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影响作用，那就是活跃在成渝铁路建筑工地沿线的文艺队伍，其中包括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文工队。
1950年9月，西南铁路工程局从重庆市学生青年暑期学园招募了20多名男女青年，组建了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文工队。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14岁。
从1950年9月至1952年8月，文工队创排了歌舞《歌唱会员证》，快板剧《看沱江大桥》，腰鼓舞《庆通车》等民工们喜闻乐见的节目，从重庆到成都进行巡演。
他们天天有晚会，又天天在路途中。寒风呼啸的冬天，每人一件大衣蒙住头，用砖头或枕木当枕头睡在平板车上。有时候，几十个人挤一辆卡车，坐在道具和行李上，一路颠簸到演出地点。
当时的文工队副队长王浩回忆，他们在九龙坡沿线进行鼓动宣传时喊出的口号：“加油干，加油干，努力建设大西南”“同志们，真能干，修筑铁路是好汉”……
事实上，文工队既是演出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慰问队。他们把演出送到工棚、厨房、医院；停演时，为工人洗补衣服，拉家常，交朋友。
工人们感动万分，把“学习文工队的苦干精神”“文工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文工队”等标语贴在工棚壁和路边岩壁上。
在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的梅家山，山顶有一片开阔平地，这里建有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与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
纪念堂于1953年8月开工，12月竣工。次年春，于纪念堂前40米处建成筑路民工纪念碑，纪念10万民工修筑成渝铁路，缅怀在筑路中献身的平民英雄而修建。
西南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刁成林，蹭队成渝铁路中的民工力量做过专题研究。他说，最初，很多民工对修筑成渝铁路充满疑虑和顾虑，担心政府借口修路骗自己去当兵；害怕共产党也像国民党一样，修路不仅拿不到工资，反被压迫欺侮。
但结果却是，这些民工甘心留了下来，克服种种困难，夜以继日，最终建成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刁成林说：“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于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民众有效的动员与组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在动员过程中，民众逐渐形成的对人民铁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认同。”
为了打消民众的顾虑，铁路沿线政府部门和筑路指挥部派干部进行宣传动员，通过座谈、黑板报、街头宣传等方式，向民众讲明“人民铁路人民建”，有了铁路才能发展农村经济等道理，让其明白“为谁干”。
在筑路过程中，对筑路民工实行计件工资、收方计价、支付大米等办法，给予民工基本生活保障，让他们知道“多修路，多赚钱”。
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及铁路沿线群众对筑路民工的关怀。这种情感关怀贯穿于筑路民工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得到慰藉，从而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筑路过程中，许多干部率先垂范。永川县第一大队四中队队长邹德隆夜间查铺给民工盖被子；给病号送药、送水、送饭，抬病号到医院；平时与民工一起劳动，冬天还带头挖稀泥。
资中县民工支队干部除了在工地上指导工人如何开山放炮，如何抬石头，如何填方夯实，还要安排炊事班煮饭配菜，油、盐、柴、米、酱、醋、茶，样样都要亲自过问。
民工们对此由衷地感到温暖和感动，并将之转化为修路的动力。民工在筑路过程中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既是在“人民铁路人民建，人民铁路为人民”这一口号鼓舞下的忘我劳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结合所产生的实效。
85岁的李志英是成渝铁路上为数不多的女筑路工人，对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因为这改变了她的一生。
李志英是自贡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1949年底自贡解放了，没几个月，成渝铁路就开始招人了。她听说修路工地上要管饭，立马约了几个邻家的姑娘，一起去报名，这时她只有16岁。
她们跟着大部队，步行来到隆昌与内江之间的椑木镇，住在一位农民家里。每天，天蒙蒙亮，她们就和男人们一起去上工。
李志英的工作主要是挑泥巴、打夯。刚来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连挑泥巴怎么换肩都不知道。最初用竹子编的烟斗（音）只能挑半斗泥巴，走路慢得像蚂蚁爬；几个月后她就能挑满满一烟斗小跑了。
李志英说：“最初我报名去修成渝铁路，只是想‘有饭吃，有落脚’的地方，但是渐渐地，想法就变了。”
李志英解释：“那时候，除了修路，每天晚上还有解放军给我们上‘政治课’。”
所谓的“政治课”就是对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活动。对此，原资中县县长兼成渝铁路筑路民工资中支队指挥长曾启记忆深刻。他说，各中队每晚都要在工棚内集中开会约半小时，或由指导员简单总结布置工作，讲一讲当前时事、政策；或由文化干事读读报纸，教唱歌曲，教识字等；或针对施工情况，发动大家提批评建议。
李志英说：“解放军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啥子叫共产党，为什么要修成渝铁路，有时候解放军还教大家唱《四唱成渝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
有一次，解放军让大家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工友称自己在旧社会饿了几天没饭吃，晚上睡大街。听到这里，李志英想起了自己的身世，眼泪哗哗直流。不知哪来的勇气，她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说：“是共产党让我们穷人翻了身，现在我们有吃的，有住的，每个月还有粮票，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今后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大家被李志英的话感染，纷纷热烈鼓掌，并表示一定要修好铁路。之后，李志英把自己的名字“李中英”改成了“李志英”，表明自己修铁路的决心和毅力。
几年后，李志英加入共产党，那天是1954年12月4日，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因为共产党员的称呼很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