瘙症型人格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投射（projection）倾向，而强迫型人格则往往容易把冲突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而另一方面，我所谓共同性，并不在于冲突表现出来的方式，而仅仅在于冲突的内容本身。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造成心理紊乱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促使个人失常的那些内在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专家都着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乃在于揭示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或发现一种反复重演的幼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环境，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这种发生学的考察，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

因为它会使我们完全忽视实际存在的种种无意识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学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这种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那些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所有那些动力中心的冲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大体相同的。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这些经验，已经通过对正常人和对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面对的那些心理困扰，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不面临竞争的问题、对失败的恐惧问题、情感上的孤独问题、对他人以及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问题就并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病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