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画兰竹,写瘦金体,被称“文艺皇帝”;却亲手用炽热铜缸烧死亲叔。
他赏赐贫民绫罗绸缎,却用铁腕砍掉反对声音。
他是明宣宗朱瞻基,一个藏在盛世背后的矛盾人,他的宣德年号,像炉火,一半温润,一半灼热。

朱瞻基喜欢画画,花鸟、山水,样样来,他画得最多的,是兰竹,淡墨、疏笔,风骨遒劲。
一幅《三阳开泰图》,白梅开在岩石上,孤傲清冷,看不出是帝王笔触,倒像是隐士心态。
但他不是隐士,他生在朱棣手里长大,见过死人头挂在城楼,兵临漠北,一夜行军三百里。

从小跟着朱棣打仗,他骑马射箭不输将军,但更爱回营后摊开纸笔,一笔一笔勾画山川树石。
旁人说他温文,他眼神却冷得像北风。
宣德元年,他刚登基,汉王朱高煦举兵叛乱,叔侄相争,局势紧急,文臣上疏请求招抚,他没理。
他冷静地下了一道诏书:“朕亲征。”
一夜之间,调动五万兵马,南下直扑乐安。
这不是一次普通平叛,朱高煦是他的亲叔,是朱棣第二子,曾是皇位有力争夺者。

成祖宠他,朱瞻基小时候管他叫“二叔父”。
但这个“二叔父”在宫里骂他是“病夫”,说他“好书画、无雄略”,又在即位不到三个月就起兵。
朱瞻基动手很快,战事不到两月结束,朱高煦被俘,押到宫中。
之后发生的事,史书写得极简
“置铜缸,炙死之。”
没有审讯,没有赐死,不是斩,不是绞,是“炙”。
用三百斤铜缸,加炭火,活活炙死,皮肉烂掉,骨头焦黑。

这是宫廷内部的私刑,比处死更狠,比羞辱更彻底。
后来朝臣劝他:“家法不可太酷。”他只说了一句:
“人主,不可使人试。”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又去画兰花。

宣德年间,被后世称“仁宣之治”,仓廪充实,粮价低,百姓能吃饱。
斗米三钱,牛肉一斤十文,孩童夜行,不闭家门,这是正史里写的图景。
他做了很多让人叫好的事:减免田赋,赈灾放粮,招垦荒田,还开设内书堂,命太监读书写字,鼓励读书人进仕。

但这些“仁政”,有太多算计。
比如赈灾,山东旱灾,他下旨开仓放粮,赈济十万户。
但地方官把赈粮压在半道,逼人“签名画押”,才能领米,很多灾民等不到粮就死了。
再比如“轻徭”,他下令裁减徭役。
可地方府县上报数字缩水,把名额让给豪族,平民反而要替人服役。
朱瞻基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但他不纠正,因为他要稳,要快,要在最短时间内收买人心,建立自己的形象。

刚继位时,天下人看他不过是“文弱太孙”,朱棣打下来的江山,根基深,余脉未断。
他必须快,他必须让百姓服他、让文官支持他、让军队听他的命。
于是他用“仁政”收百姓的心,用“杀叔”立军中的威。
内书堂也是如此,很多人以为他提倡文化,是仁君所为。
其实不然,他设立内书堂,不是教太监成才,是用文化驯服他们。
一个识字的太监,比不识字的太监更容易控制。

不信你看王振。他就是内书堂出来的头号太监,精通笔墨,会套近乎,擅长笼络大臣。
后来王振专权,几乎架空了朝政,很多人骂朱瞻基“开了坏头”,可王振最早得宠,就是他亲手提拔的。
他说过一句话,很冷:
“太监知文,能听命。”
不是“能理政”,不是“能参谋”,是“能听命”。

朱瞻基在位十年,没打几场仗,但没人敢说他不懂兵。
他生在军营里,吃的是军粮,睡的是马背,打仗的味道,他比大多数将军都熟。
年少时跟着朱棣北征蒙古,白天赶路,晚上宿营,风沙盖脸。

朱棣让他跟蒙古俘虏吃同一锅饭,说“不苦他,他坐不稳江山”。
所以他登基以后,第一件大事是整军,不是扩军,是整顿。
兵部上奏,说边军兵员空缺严重,账上写着十万人,实则不到七万。
他直接命人去查,三天之内,查出两千多个“吃空饷”的军头。
他杀了四人,削职六十,免官三百,整顿边军,比打仗还狠。

他不轻易出兵,宣德五年,交趾(今越南)叛乱,朝中主战,兵部尚书蹚进殿里说:“若不平定,贻笑四夷。”他反问一句:
“交趾一地,粮草数万,年年争战,得与不得,又能如何?”
他下令全面撤军。
文臣拍手叫好,武将面色难堪,他不管,他知道,明朝不是缺兵,是缺钱。
他算过一笔账,交趾一年耗银六十万两,而全国岁入不过三百万。

所以他退,他退得干脆,但没有软,他把留守兵全数带回,又调将驻扎广西边境,设伏设防,让对方知道,敢犯就死。
与此同时,他批准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这一次,不打仗,只宣诏、赏赐、贸易。
三宝太监出海带的不是兵,而是丝绸、瓷器、药材,换回来的,是宝石、象牙、香料,还有几十个小国的朝贡信物。
有人说这奢靡,他没回应,他只是派工部加筑码头,扩建泉州、广州、宁波的船坞。

他没打仗,但他用钱、货物、航线,把战船走过的地方都变成市场。
他说:“天下虽安,妄战必危。”这话写在朝会后的御札里,后来很多皇帝都抄。
但朱瞻基是真懂这句话,因为他打过仗,也见过打赢了却守不住的地。

朱瞻基死得太早。
三十八岁,无征兆,史书说“疾卒于乾清宫”,传说是“寒疾复发”,也有人说,是多年的紧张和压抑,把他身体榨干了。
他从登基第一天起就没睡好觉。

祖父朱棣留下的阴影太深,叔父造反,藩王不稳,百官观望,太监野心浮动,他必须掌控每一件事,每一个人。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四面拉锯。
他成功了,但代价是,权力体系失去了平衡。
他死后,皇位传给年仅八岁的明英宗朱祁镇。
这孩子,没打过仗,也不懂朝政,他唯一信的,是王振。
王振是朱瞻基留给他最后的“遗产”。

这不是信任,是缺位。
朱瞻基在位十年,没有培养辅政大臣,他信“三杨”,却不给他们实权,怕他们变“张辅”,变“杨士奇之上”的新权臣。
他要所有人平衡,没有人可以独大,但没有人独大,就等于——一旦他死,没人能撑住朝廷。
王振趁虚而入,三杨年老避权,内阁空转,军务由太监主持。
六年后,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征,被俘,五十万大军,死于一纸“王振之令”。
这是明代最大的军事灾难,而它的伏笔,不在明英宗,不在王振,而在宣德年间那座空掉的中枢。

从外表看,朱瞻基留下的是太平:边境稳,经济强,文化兴。
但从结构看,他留下的是空心:士大夫沉默,宦官掌文,内阁听命,皇权无人继。
有大臣后来写道:
“宣德年间,不杀而清,不怒而威,然亦不留根。”
不留根,就是没有后劲。
就像他最喜欢的“宣德炉”。
宣德年间所铸铜炉,被誉为“天下第一炉”,造型朴素,火候刚好,内壁温润如玉。

可这些炉,多数流传百年后,开始爆裂,原因是铜里掺了黄金。
为了美观、光泽、稳定,他命工匠加入微量金银,但这种合金,经久耐烧,却也更脆。
过了一定年限,遇冷热交替,就爆。
朱瞻基也是这样,他把一个国家烧得刚好,温润,富丽,但他把太多矛盾藏在炉底,最后一旦“换火”,就炸开。

朱瞻基像一个活在两条线上的人。
一条,是文人,他画竹、写经、重文治,用和平换民心,用制度稳大局。
一条,是帝王,他杀叔、清派、控权术,懂得用冷酷压制风险。
这两条线并行十年,他走得平稳,走得聪明,但最终没能解决帝王最根本的难题:他死后,谁能接得住?
历史上的“仁宣之治”,常被与“文景之治”相比。

但刘恒(汉文帝)活了23年,培养太子多年,设有权臣托孤;朱瞻基则是猝死,孩子年幼,权力散乱。
所以汉景帝继位后能继续强汉;而明英宗却落入土木堡。
这不是性格问题,是结构问题。
也是很多领导者、掌权者都会面对的问题:
权力太集中,一旦脱手,一切归零,制度没托底,人亡政息。

朱瞻基做到了一个皇帝能做到的极限,他一手缔造了“盛世”,但也种下了最早的崩塌点。
他的政治人生,就像那句诗:
“清风枕,浊酒温,金戈铁马踏乾坤。”
风,是表象;酒,是欲望;戈马,是手段;而乾坤——撑得住时,是天下;撑不住时,是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