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二十九年《左传》的最后一句写到：“樊皮判王？”初读此一句，甚觉突兀！为何突兀？其一，樊皮何人，因何叛王？其二，鲁庄公二十九年，是周惠王十二年，周惠王经历复辟，已过八年，政权稳定，未见周惠王另有失德之事，樊皮会因何事而叛？其三，这一时期，周惠王有齐桓公雄霸东土，效忠周王。西有虢公，翊卫洛阳。北有晋武公，称雄河东。天下已成鼎足之势，如此则尊王攘夷已成国际共识，樊皮又何敢与周惠王反目成仇？其四，樊皮叛王，必有所投，其所投之国，又在哪里？其五，南方楚国，虽然上一年侵郑，但郑国得齐、宋、鲁三国救援，无功而返。区区樊皮，无事生非，又何苦来呢？

按照杜预注释，樊皮是周王室大夫，也叫樊仲皮，封地在樊！樊皮祖上也是姬姓一脉，在周宣王时，樊皮之祖仲山甫曾任王室卿士，并受封樊地，因此后代以樊为氏。按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樊地古称阳樊，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南，至今有西樊庄，其位置大约就在樊氏封地所在。

按照鲁隐公十一年的记载，温、原、 絺、樊、隰郕、 攒茅、向、盟、州、陉、隤、怀十二个城邑虽然原来是周王室甸邑，但西周灭亡，这些地方已经久属河阳苏氏，王室已没有了管辖权。周桓王为了把洛阳周边的邬、刘、 蒍、邘四座城邑收归王室所有，竟导演了一出换地戏码。这个戏码的绝处就在于周桓王以王室之命，要求郑庄公交出郑国下辖的邬、刘、 蒍、邘四邑，并以王室早就鞭长莫及的温、原、 絺、樊、隰郕、 攒茅、向、盟、州、陉、隤、怀十二个城邑作为交换。

这次徒有虚名的所谓交换，周桓王利用王室的残存名头，通过“空手套白狼”方式实际占有了洛阳周边的邬、刘、 蒍、邘四座城邑。但这种“耍赖强取”的做法其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周、郑交恶日甚一日，甚至随后还发生了周、郑交战，周桓王兵败受伤的屈辱一幕。《左传》对周桓王的评价是：“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可见从当时人的视角，周桓王也是理亏的。由此可知，樊皮所在樊地应该不在周王室有效占领范围之下。如此，则樊皮何得而叛王？按照周桓王的交换要求，包括樊国在内的十二座城邑或者说十二个小国家在名誉上应该属于郑国。

因此，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樊国一定是在鲁隐公十一年之后的某一年归于周王室名下的。比如在鲁桓公七年，曾经发生了盟、向二国求成于郑而复叛的事件，当时正是郑庄公时期，因此郑庄公联合齐国、卫国讨伐盟、向二国。而讨伐的最终结果是，盟、向二国之民在周桓王的主导下南迁至郏，即今天的郏县。这一事件至少说明，周桓王空头许给郑庄公的盟、向等地并没有真正归属于郑，但在郑国的讨伐压力下，盟、向二国趁机归附周王室，并南迁至郏。盟、向二国，其中向国紧邻樊国，这些国家的国际处境应该大致相同，当时应该既不属于郑，也不属于周王室，但它们在名誉上却属于甸服地区，该由周王室管辖。但由于周桓王的缘故，这些国家又被交换给了郑国，因此在郑国眼中也属于自己。

既然上述小国如樊、盟、向等小国当时既不属于郑，又不属于周，那盟、向与郑求成的动机何在，它要背叛的又是谁？其中答案当然是居于温地的苏氏，即苏忿生所辖的温国。温国国都在今焦作市温县，温国苏氏非姬姓一族，其民族特性更接近于北方戎狄，而樊、盟、向、原等国多是姬姓后裔，因此对苏氏温国不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周桓王迁盟、向之民于郏的状况来看，估计当时温国势大，或者温国有北方戎狄的支持，即使郑庄公联合齐、卫之力，也很难一时击败温国。故而，周桓王只能借着郑庄公讨伐的机会，借故迁盟、向之民于郏，也算是情不得已的办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在鲁桓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705年之前，处于洛阳黄河对岸的这些原属周王室甸服区域的国家还没有归附周王室。

那么类似樊、盟、向等河北小国又是何时获得独立并重新归附周王室的呢？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首当其冲的机会当属齐桓公尊王攘夷所形成的崭新国际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不但周王室的地位会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极大的激励各地小型诸侯国脱离区域大国的控制。尤其在公元前678年以后，经过第一次幽丘同盟大会，应该是中原各地小诸侯国摆脱大国控制，重新在名誉上归于周王室的历史契机。

其次，也应该看到，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只是在法理上重新确立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这一角色，但这种西周时期旧有的依附关系是否能够重新随着新的政策顺利回归，还是值得商榷的。以笔者之见，这样的情形大概不会一蹴而就。这是因为，除了周王室有积极性促成这一局面的动因，关键在于那些已经脱离了的诸侯国是否还有重新归附的意愿，尤其那些既得利益的区域大国，其态度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考虑，类似樊国这样的诸侯小国，一定还会另有历史契机，才能顺利脱离温国的控制，并重新确立与周王室的宗主关系。而这样的历史契机，能考虑的历史记载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周惠王登基之初，诸侯朝王。《左传》记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这条记载说明，虢公、晋武公、郑厉公这些重要诸侯悉数登场，而且派出原伯作为使者，前往陈国迎娶惠后。这至少说明，陈国也成了周王室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可以看到，原伯，也即原庄公这位原国国君也来到了洛阳。而原国就是樊国的近邻，也都是姬姓国家。由此可以推论，樊国等黄河以北的甸服之内的诸侯小国，尤其姬姓国家重新归附于周王室门下。

其二，另一个历史契机在于，公元前673年，鲁庄公二十一年，周惠王成功复辟过程形成的历史契机。当时的情况在于，由于颠覆周惠王政权的王子颓所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是温国，也正是温国的苏子带着出奔入温的王子颓来到卫国，并借助卫国和南燕的兵力赶走了洛阳的周惠王。但是随后，郑厉公抓住历史机会，联合虢公，攻破洛阳，杀死王子颓，成功复辟周惠王，而当时原伯就在支持周惠王复辟的行列之中。这至少说明，温国的力量应该受到沉重打击，被温国所控制的河北诸侯有可能就在这时被解脱出来，并重新归附于周王室门下。

其三，在公元前671年，鲁庄公二十三年，周惠王六年，楚成王元年，楚国也派出使者朝觐周惠王，而楚国来朝本身就意味着周王室重新展现出新的天下共主气象。据此可知，当时的周惠王有了重登天下共主的架势。在这种架势之下，周边甸服诸侯小国，在上述两个历史契机的推动之下，于名誉上重新归附周王室也就在情理之中。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可以确信，类似樊国这样身处东周王室甸服区域之内的诸侯小国，在周惠王时期归附王室管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樊国这种归而复叛的情形？要得其缘由，还需要从樊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

从《左传》的记载可知，在晋国的晋献公时期，由于尽诛群公子事件导致晋、虢矛盾升级，并发生了两次晋、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以想见，晋献公与周惠王之间的关系也必受连累，甚至有可能比较紧张。其二，从晋献公征服骊戎的情况看，晋献公时期的晋国触角已经抵达现在的河南济源市一带，而如此东扩之下的晋国力量必然会对济源一带的诸侯小国产生影响。也许樊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先成为向晋国靠拢的河北诸侯小国。

从鲁庄公三十年发生的虢公丑讨伐樊国，并将樊仲皮擒获后献于京师王城的这一幕来看，樊国首先是虢公的敌人，因此由虢公丑出面解决问题。而这一现象，应该视作晋国力量崛起之后，出现的新的国际矛盾格局。即在此之后，晋国一路向南、向东发展形成的对虢国所主导的西部国际格局的最新挑战。这一挑战的出现，将会对虢国的未来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并从而催生出以晋国为主导的新的东周国际格局。

由于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在《左传》中，虢公丑被丑化了，但其实他才是一个尊王攘夷的典范，是拱卫洛阳王室的大功臣。相反，晋献公之流，道德低下，不尊王室，但是由于晋献公的子孙们很成功，尤其晋国成为东周王室在未来最有力的维护者之后，晋献公当时对周王室构成的威胁和不忠反而被历史雪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