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风雨飘摇的岳麓山上，艰难攀登。他并非欣赏风景，而是为了切身体会《尚书》中“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意境。狂风暴雨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的决心，这股韧劲，恰恰是他日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的底色。这两篇文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他数十年人生经历和思想沉淀的结晶。

湖南，自古以来便有着“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在此落地生根，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经世济民的能臣干吏。这种务实的学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在湖南求学的毛泽东。1914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慧眼识珠，看出毛泽东的不凡之处，常以“欲栽大木柱长天”来激励他。他将胡林翼的名言“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转告给毛泽东，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甚至将自己的表字改为“润之”，以此明志。

徐特立则以“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教诲，培养了毛泽东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五年半的师范学习中，毛泽东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单单《伦理学原理》一书，笔记就多达1.2万字。他并非被动地记录，而是在阅读中积极思考，批判性地吸收知识，并在批注中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更磨砺了他的思维，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从中国传统文化到西方哲学，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学，几乎无所不包。他深知，仅仅读书是不够的，还要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杨昌济鼓励他探寻宇宙的“大原则”，1917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要“向大本大原处探讨”，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为了真正理解书中的道理，他常常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例如在暴风雨中攀登岳麓山，只为体会《尚书》中的一句话。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1925年起，毛泽东开始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他走访了湖南的许多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买办、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民无产者六个阶级，这种基于实践的阶级划分，比书本上的理论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认识到，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并开始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成长。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将其运用到革命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他不仅对国情民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提升了自身的观察力、分析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一个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革命家，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真知须躬行”的信念。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1936年底，他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自己的军事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1937年，他创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上升到了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的高度。

《实践论》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矛盾论》则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要解决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矛盾，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进行分析。

《两论》的诞生，是毛泽东数十年经验和思考的结晶。它既是他个人思想的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体现。这两篇文章，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两论》的智慧，并非曲高和寡，而是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它告诉我们，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要善于分析问题，抓住主要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运用《两论》的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就像当年在风雨中攀登岳麓山的青年毛泽东一样，《两论》也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始终保持学习和思考的热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勇往直前，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它提醒我们，真理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在我们脚踏实地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