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时常会感到疑惑,清朝咋就没有像明朝锦衣卫那样大名鼎鼎的特务机构呢?可能有人会说到“粘杆处”,这就是民间传说中血滴子的原型。在大家的想象里,这个机构那可真是比锦衣卫还牛,一个头套往上一罩,稍微那么一拉一拽,人就消失不见了,其吓人的程度可以说是锦衣卫的“升级版”。
然而,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先不说血滴子很可能是民间虚构的,就说这近几年老是被拿来跟宋朝皇城司、明朝锦衣卫作对比的清代“粘杆处”,它远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夸张,甚至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常规的机构。
对《清史稿》与《清史录》展开关键词检索后,能看到它出现的频率着实不算高。一开始,它的规格还算挺高的,是由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来统领,然而到了雍正十三年胤禵卸任以后,新的负责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没什么消息了。这种神秘的情况,当然使得后世对这个机构的权力大小、能力高低有了很多的猜测。
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要是一个朝廷部门确实拥有很大的权力,需要管理众多事务,那肯定得有大量的人员来保障。然而说到“粘杆处”,按照清代官制的要求,从当官的头儿,到负责的主管,再到下面做事的人员,乃至看守仓库的打杂人员,全部加起来也就大概40人左右。
有人忍不住琢磨,是不是雍正有意把这个部门的实际规模给藏起来了呢?其实压根没这个必要。想那雍正当雍亲王的时候,在康熙朝可能确实得小心翼翼、遮遮掩掩的,但是等他登上皇位,自己创立新的官署,干啥要弄得跟做贼似的呢?痛痛快快地告诉百官,要安排一批人去监督他们,这能有啥问题?毕竟雍正和大臣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咋好。
那么,雍正时期的“粘杆处”,说到底就是一个情报收集汇总的地方,有时候会顺便帮皇上办一些不太好摆在明面儿上的事,不过这种事数量不多。它可不像锦衣卫那样频繁地行动、大规模地做事,更不像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那样拥有审判的权力。
只因“粘杆处”不存在正规编制,等到乾隆、嘉庆、道光这三朝时,它慢慢就成了个摆设。像有些具有世袭侍卫身份的人,在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时候,就被随便安排进了“粘杆处”,顶着个“粘杆处”的名号,拿一份俸禄,混日子罢了,就当是个过渡,等着其他好职位有空缺。
打开《清史录》可以看到,在雍正朝往后,“粘杆处”的人员,比如扎勒、杭勒这些遭革职的将领,以及荣兆这种出身显贵但年纪轻需要锻炼的人,就算是到了逢年过节、全国欢庆,朝廷给各个部门发放赏银的时候,“粘杆处”的地位也就和六品的文职闲官差不多,并非十分重要。
这么说来,把“粘杆处”和锦衣卫放一块儿比,那可真是让锦衣卫的人冤得慌,要是跟比锦衣卫还厉害的东厂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根本就没啥可比性。
虽说清朝不像明朝有典型的如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机构,可清朝皇帝想要稽查百官、到处安插眼线的心思,跟明朝比那是一点儿不差。明朝老朱家的皇室相对还比较正统,而作为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大清王朝的爱新觉罗氏,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那是相当多,从清代众多的文字狱当中,就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世世代代心里的恐惧和防备。
清朝不是没有采用特务手段,只是其做法有所不同。自顺治起,往后的各代清朝皇帝把监察的大权予以分散,下放到差不多所有层级的官员那里,进而构建出了独特且隐秘的“密折制度”。
在明代,大臣们上交奏书,得先通过通政司衙门,接着转到内阁进行票拟,再由司礼监批红,最后抄发到六科给事中那里。就这么个流程,一份文件这么一折腾,里面的内容就都公开了,弹劾谁、谁提的建议,大家都清楚,特别容易把人给得罪了。
瞧瞧清朝的密折制度,那可简便多了,四品及以上的大臣能够避开不少中间步骤,把奏折直接交给皇帝,奏报的事情只有皇帝和上奏的人清楚,有啥想说的都能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和明代只有极少数天子的亲信以及内阁阁臣才拥有这种特权不一样,清朝把密折奏事的范围给扩大了,这就表示能够写匿名信、给皇帝打小报告的人大量增多了,这着实让人害怕。
在明朝,大概只有当锦衣卫东厂的番子出现时,官员们才会变得警觉起来,言行会格外谨慎,赶忙把家里那些不能见光的东西给销毁掉。
在清朝的时候,身边一块儿做事的那些同僚,像督抚啊、布政使啊、按察使啊还有道台啥的,一个个都跟潜伏的特务似的,好像随时都能扭头去向皇上打小报告,这样的话,谁还能毫无顾忌地相信别人呢?就连说话都得时时刻刻小心着。
不光这样,清朝在对待外派的官员,像督抚这种,朝廷老是会特意安排一些书办,也就是文职人员在旁边陪着,还说是皇恩广大。但这些从宫里出来的人,成天在跟前晃来晃去,官员们怎么可能不觉得坐立不安、心里害怕呢?
这仅仅是针对官员的监督方面,在民间呢,清廷设立了像制造局这样的行商机构,悄悄地搜集情报,然后不停地把这些情报汇集到紫禁城。
所以啊,不能说清朝皇帝就比明朝皇帝更明智、更宽厚、更信任大臣。这悄无声息、不露声色地给人下的套,比明朝还厉害呢。
这看上去好像挺平静的,可实际上却隐藏着诸多危机,清朝的特务手段以更为隐蔽、广泛的形式,在官场和民间进行渗透,使人心里感到害怕,压力也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