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3日，台湾台北的一间医院内，阎锡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身边没有儿女守候，只有几位随从匆匆料理后事。

曾经掌控山西半个世纪的阎锡山，临终时为自己亲自准备了几副挽联。

然而，这些挽联内容晦涩难懂，引发了吊唁者的疑惑：“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1946年1月，随着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密集谈判终于达成停战协议，这份协议给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带来一线生机。

然而，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对这份协议的态度复杂，他对外表现出的姿态背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计划。

协议签署后不久，阎锡山立即召集了自己的高级将领和军事顾问，在省府的密室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上，阎锡山详细审视了山西各地的军事部署和八路军的可能动向，他指出，停战协议虽已签署，但要保持对战略要地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阎锡山命令部队在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必须加紧时间，抢占更多的地盘。

在阎锡山授意下，一些部队在夜幕低垂之时，悄无声息地向这些地区推进，企图在八路军对这一行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布局。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宣布对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内战的爆发让山西再次成为战火纷飞的前线。作为山西的实际控制者，阎锡山迅速响应指示，将军队调入戒备状态，同时开始大规模的军事布防。

他将太原、大同等重要城市作为防御的核心区域，指挥所部在这些城市周边修建防御工事。

在太原城外，阎锡山调集了数万工人，甚至包括大量被强征的民夫，昼夜不停地挖掘壕沟、修筑碉堡。

据统计，这些碉堡分布在太原和周边地区，总数量超过7000个。这些碉堡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防御网络。

从外部看，这些碉堡的建造极为坚固，墙体多用石块和水泥混合砌成，顶部开有狭窄的射击孔，设计上以抵御八路军的攻击为主要目的。

与此同时，大同地区的布防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阎锡山特别重视这一区域的战略地位，大同矿区的煤炭资源对他的战争物资供应至关重要。

他下令将矿区周围的村庄清空，平整土地后修建防御设施，这一决定迫使大量村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许多村民为了躲避战火，只能带着简单的行李逃往山中，寻找暂时的避难之所。

军事部署过程中，阎锡山还要求各级官员组织征粮和劳动力。他的军队在山西各地搜刮粮食，为即将到来的长期对峙积蓄物资。

由于粮食被大量征用，农民们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饥荒。

很多百姓为了糊口，只能采集野菜或离乡逃荒，乡村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1949年初，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势力迅速扩展到华北平原，山西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阎锡山固守的太原在解放军的包围中逐渐成为孤岛，交通和补给线路被切断，孤立无援的状态让山西局势愈发紧张。

各地战报一份接一份传回太原，解放军的攻势持续推进，阎锡山赖以维系的地盘接连失守。

阎锡山依然固守在太原城内，他召集将领们多次开会，试图讨论如何维持局面，但多位地方将领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投降或撤离。

随着外围防线崩溃，太原的守军人数锐减，城中的物资也日渐匮乏，局势每况愈下。

内外交困情况下，阎锡山仍未放弃出路。他通过各种途径与南京方面保持联系，尤其是与在代总统李宗仁身边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积极沟通。

他们几次通过电报与阎锡山讨论局势，并试图说服李宗仁发出邀请，借此为阎锡山争取一个离开太原的机会。

3月下旬，李宗仁最终决定向阎锡山发出电报，邀请他前往南京商讨国事。这封电报成为阎锡山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29日，阎锡山接到邀请后，迅速做出决定。城内核心将领被召集到一起，商议安排后续的太原防务问题，并为他的离开制定具体计划。

当天，阎锡山准备启程，带走了部分机要文件和随身财物。起飞前，他特意向几名亲信交代了留守事宜，并让城内的文书官记录了几份关于山西事务的紧急指令。

他登上飞机时，随行人员不多，但带走的财物却装满了几大箱。

太原在阎锡山离开后，防线逐步瓦解。解放军的解放没有停歇，经过持续作战，最终将太原解放。

阎锡山离开时留下的部下，有一部分主动投降，也有少数人负隅顽抗直至最后一刻。

1949年12月9日晚上，阎锡山与陈立夫、朱家骅、邱昌渭、刘士毅等人乘坐的飞机从成都起飞。

这架飞机本是安排好的一趟撤离航班，搭载着阎锡山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前往台湾。

然而，飞行途中意外发生了问题，飞机没飞多久就不得不降落。飞行员在降落后解释，遇上了寒流，两侧机翼结了冰，再加上飞机本身超重，已经难以继续维持飞行。

飞机上的人员迅速开始检查行李和货物，试图找出导致飞机超载的原因。

很快，问题的源头被发现：是阎锡山携带的金条。这些金条被装在几十个箱子里，占据了飞机后舱的大部分空间，重量之大让人咋舌。

陈立夫率先找到阎锡山，试图与他商量减少一些金条的携带量。

阎锡山并未马上同意，他请随行的工作人员将每箱金条的数量和总重量清点了一遍，同时命人检查是否可以减少其他行李或人员。

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他的心腹和助手，这一突发状况让他们显得有些无措，但并不敢直接提出异议。

另一边，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人继续劝说，提出如果不减重，可能所有人都无法安全抵达台湾。

经过一番交涉，阎锡山最终决定减少随行人员的人数，将一部分人员安排留在当地，由后续航班再接送，而那几十箱金条则一根不少地被搬回飞机。

飞机重新起飞后，顺利抵达台湾。这些金条被运往了阎锡山在台北的住所，成为他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经济依靠。

1950年3月1日，阎锡山在台湾的政治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他辞去了所谓的“行政院长”和所谓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仅保留了所谓的“总统府资政”和所谓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

这两个职位并不涉及实质性的权力，阎锡山的日常活动也因此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在台湾政坛复杂环境中，阎锡山显得越来越边缘化。他偶尔会参与国民党中央的一些会议，但几乎不再对重大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与此同时，台湾局势随着国共对峙的加剧变得更加紧张，阎锡山却没有多少参与其中的机会。

他的主要时间被用来整理早年在山西和太原的相关文件，或者与少数几位旧部交流，但这些活动都无法改变他逐渐被遗忘的现实。

1960年5月初，阎锡山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的家人和贴身工作人员迅速联系医生到家中诊治。

几天内，他出现了腹泻、腿部浮肿等症状，经过治疗后，似乎稍有好转。

然而，病情的反复让情况变得复杂。

到了5月10日，他又感到身体不适，这一次症状更加严重，医生再次被请来家中。

他们采取了一些紧急治疗措施，但到了5月23日凌晨，阎锡山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他开始大口喘气，呼吸困难。

随行人员立刻将他送往医院，然而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医生最终宣布不治，阎锡山因心脏病突发在医院中去世。

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对外表达了哀悼，但也仅限于礼节性的追悼活动。

阎锡山的葬礼随即被安排，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有不少曾与他共事的老部属前来吊唁。

当天，葬礼现场摆放了阎锡山生前亲自书写的挽联，这些挽联内容晦涩，字句颇具深意。

例如，灵前的一副对联写道：“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还有一副对联贴在院门前：“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

这些文字引起了来宾热议，许多人对其含义感到困惑，甚至有人当场讨论它们是否暗藏了阎锡山对人生的总结。

葬礼结束后，阎锡山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郊区的一处墓园。与葬礼的热闹相比，他的墓园显得格外冷清。

此时他的两个儿子早已定居美国，虽然回台参加了葬礼，却在仪式结束后迅速离开，再也没有回来看望过父亲的墓地。

留在墓园的，是一位曾追随阎锡山多年的老部属，这人对阎锡山忠心耿耿，一直负责看守墓园。每年清明节，他都会独自为阎锡山的墓碑擦拭清洁，并摆上几束花。

但面对日渐稀疏的访客和无人问津的墓地，这位老人时常向来访者流露出无奈。他提起阎锡山的两个儿子，说他们自葬礼后再没回来过，“几十年连封信也没见到过”。说到动情处，他甚至泪流满面，直叹后人不孝。

如今，这座墓园渐渐被周围的新建筑和扩张的城市所淹没，变得愈发不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