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1日，浙大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刘永锋在西安出差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并于3月5日离世，年仅48岁。消息传出，让人震惊。
刘永锋2007年在30岁时进入浙江大学任教。在这期间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科学基金，并入选教育部人才项目青年项目等人才计划，也因此升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
不过，荣誉等身的同时则是劳累加身。据刘永锋教授妻子公开信描述：“从2007年他（刘永锋）入职浙江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开始，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已经持续了整整18年”。
虽然尚未有直接证据证实刘永锋教授会场突发疾病去世与身体劳累有因果关系，但高校教师面临的压力和所处的忙乱状态则是不争的事实。回顾刘永锋的科研历程，刘永锋进入浙大的2007年正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即“非升即走”制度从试点走向制度化时期。
“非升即走”制是指高校要求教师在3到6年的初聘期内完成一定数量的高级别论文发表、科研课题、成果转化和教学任务，并实现职称晋升。若未完成，则无法签订长聘合同，享受稳定学术环境。
应该说，这种量化考核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激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但一刀切的僵化量化考核也让高校学者疲于奔命，陷入忙课题、忙论文、忙备课的忙乱状态，眼花缭乱的各种奖励、帽子和荣誉更是让学者们停不下来。
2023年浙大的一个实验室调研显示，42%的教师周均加班超3天。而根据教育部2022年的调研结果，高校教师日均工作10.5小时，其中科研岗教师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比例达35%。结合同年《Nature》的调查数据，全球高校科研人员中，中国学者日均工作时长比欧美同行多3.2小时。与此相对应的是，2021年《中国高校教师健康蓝皮书》数据显示，一所985高校教师的基础疾病如高血压患病率已从2010年的28%升至2022年的37%；颈椎腰椎疾病发病率是普通白领的2.3倍，62%常感疲劳，科研岗位的教师职业倦怠高达51%。
总体来看，当下，不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正在面对着“工作强度递增化、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凸显化”的现实。高校中青年教师的生命悲剧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高校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健康危机。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第一生产力”。正如浙大校长吴朝晖所言：“我们要建立的是骏马机制——让千里马跑得更快。”而要“跑得更快”，前提是得“跑得健康”！教师的健康才是第一生产力，这或许是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困局应该思考的方向。
比如清华大学试点的长周期考核制度，即允许青年教师选择6年期的阶段性考核，其间免除年度量化指标。复旦大学也提出“不升也能留”的替代计划，允许在行业内表现优秀的学者长期留任，缓解“五唯”压力。德国的洪堡大学则实行“学术休假”制度，提供每七年一次的带薪研究假期，为深度思考创造时空条件，这种改革尝试和经验无疑值得推广。当高校能够建立更具人文关怀的学术评价体系，知识创造的活力才能被有效激发。
此外，个体对于学界学术的重新认知也很关键。
即使身在高校的学者和教师也要破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执念，教师和学者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教师备课讲课与公司职员策划方案、科研人员撰写论文与设计师绘制图纸，也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无贵贱之别。所以以平常心看待学术这份职业就好。谋生存求发展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一条道走到底的做学术。学术生涯的中途改道，也并非失败。只把此当作一种生命体验和对自身可能性的诚实探索，职业赛道的切换反而往往能促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外欣喜，更可以成为对抗内卷化焦虑的一种解药。
当青年学者们能够坦然说出“我选择离开”，而不必承受“学术逃兵”的道德审判自我谴责时，或许正是学界破除集体焦虑、回归理性发展的开端。因为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应当允许青年人体面地进入，也可以从容地离开。毕竟，生命的丰富和精彩不在于固守一份职业，而在于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与自由。
特约评论员 原平方（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