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孙中山先生起事时，曾喊出著名的十六字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句口号，曾经鼓励了民国无数志士为打倒清朝、打败外敌而前赴后继。

其实，在五百年之前，类似的口号也曾经鼓励当时的汉人奋起反抗元朝统治。“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区区十六字，精炼而有力，穿越数百年的时光依然读之令人心胸一振。

这篇文采斐然、气势磅礴的檄文，许多人都认为其出自明初大文豪宋濂之手。不过，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存在。

沿着现存的历史脉络回溯，宋濂是否为檄文作者；若他不是，为何《谕中原檄》又被署上他的名字呢？

公元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攻下婺州，派遣使者三番四次前往仙华山，礼聘山中隐居的贤士——宋濂。宋濂隐居只为逃避入仕元朝，却并非不想自己一身才学有大展之时。

他以精准的眼光确认，朱元璋就是他要找的“明君”。于是，在略推请几次后，时年48岁的宋濂出山担任郡学五经师，不久便与当时同样颇有文名的刘基等人一同被召至南京，初步进入政治核心圈。

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宋濂始终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他是一代大儒的代表，深谙儒家经学奥义，遵忠孝之道，并因此得到朱元璋的特别赏识。

朱元璋曾经当着诸位大臣的面称赞宋濂“贤”、“纯臣”。这都是历代对文臣最高的褒扬，可见宋濂当时受倚重程度。

由于通晓儒学，朱元璋逐渐将礼乐制度交予宋濂修订。明朝开国时期的礼乐典章制度多出自宋濂之手，这其中也包括礼部的外事工作，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外交政策。

宋濂实际担任礼部主事的时间不足两年，但恰逢爪哇、暹罗、真腊等数个国家相继来明朝贡，接待工作均由宋濂负责。他接待了许多国家的使臣，主持外交谈判，并做了大量具体事务。

与此同时，他还与许多外交使臣和来华僧侣保持了良好关系。

这其中有他文名、清名颇盛，时人均以结交他为荣的缘故。宋濂与各国使臣、本国出使邻国使臣之间还留下了许多相互唱诵的名篇，如《南征录序》、《使南稿序》等。

就连朱元璋都感叹：“方今四夷皆知卿者”，高丽、安南、日本等国内，宋濂的文集可以卖出相当高的价格。他被尊称为“太史公”，无需姓氏。

正因宋濂文采又高，声誉更胜，明朝官方的许多对外诏令都由宋濂所作。文献记载比较明确的就有《代祀高丽国山川记》《奉制谕安南国诏》《皇太子与高丽王书》等。

原本《谕中原檄》也是其中之一。其中如“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等句，与宋濂倡导的“怀柔远人”外交指导思想颇为一致。

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这篇檄文可能是当时的其他大儒所作。最有力的一点证据就是：檄文发布时，宋濂并不在朱元璋幕下。

公元1367年，在相继剿灭陈友谅和张士诚后，朱元璋准备出兵北伐。按照当时的惯例，北伐之前，一篇彰显自己乃是天命所归、攻击元朝气数已尽的《谕中原檄》作为“战前准备”的一环被发布了出来。

当前最早见收录《谕中原檄》的文献是《明太祖实录》，记载其发布的时间为1367年“冬十月丙寅”。

而宋濂早在两年前便已经告请还乡。在《恭题御赐书后》中，宋濂详细记载了自己告老还乡的过程。

大约在1365年四月十七，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金华。当年八月，其父宋文昭去世，宋濂开始丁忧。

在明朝，若皇帝没有破例夺情起复的话，宋濂至少要守孝27个月，也就是两年零3个月。这样算下来，宋濂结束丁忧的时间应该是1367年11月，已经晚于《谕中原檄》发布的时间。

明人所著《翰林记》中明确记载，宋濂未被夺情起复。因此，宋濂应当是在家守满27个月的孝的。他曾于1367年四月作《萝山迁居志》，至少证明此时他绝不在朱元璋身边。

从南京到金华，今天坐动车都要两个多小时。依照宋濂告老时的速度来看，他从家前往南京更是要至少一个月。

一般认为，直到1369年二月，宋濂领命返回南京编修《元史》时，宋濂才正式返回朝廷。期间，仅有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7月）短暂返回南京一次。

不过，若真有需要，朱元璋也可以通过书信形式，要求宋濂在远方撰写檄文。《晚姓统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公元1367年，朱元璋命宋濂撰写一篇文章，赠送给一个叫做温祥卿的人。

宋濂的确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名为《赠云中温祥卿诗序》，不过这篇文章并非写于1367年。文中有一处时间线索，是温祥卿于“去年之东”辅佐将军耿炳文戍守长兴。

地点为长兴，发生时间为冬天的战斗，在《明太祖实录》中检索可得三次，分别发生在1361年十一月、1364年十月和十一月。这样对照来看的话，时间是对不上的。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在长兴发生了一场规模没有那么大的战斗，没有被《明太祖实录》记载呢？也不大可能，因为在这篇文章中，宋濂以“都督”称呼朱元璋。

1364年朱元璋已称吴王，向来谨慎的宋濂，想必不会犯这种错误。

由此看来，留下来的史料中唯一能够证实朱元璋与宋濂在1367年有联系的记录，也不是那么可靠。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朱元璋不会写信宋濂，要求他写一篇北伐檄文来。只是将宋濂写这篇檄文的可能性降低而已。

今人之所以认为《谕中原檄》出自宋濂，主要是基于《明文衡》的记载。现存最早《明文衡》版本为1510年刻本，由该书辑录者程敏的侄儿程曾等人编刻。

但当初程敏编纂《明文衡》后，尚未来得及校对出版便离开了人世。

他的儿子扶榇还乡时带上了两卷目录，侄儿程曾没能第一时间看到全部书稿。直到他后来前去金陵考试，才有机会按照目录搜集文章。

《明文衡》之前，《谕中原檄》的作者一直是空缺的。包括程敏亲自参与编校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也没有写上作者。那么将宋濂之名填于《谕中原檄》之下的，不是程敏，就是程曾。

在宋濂去世一百余年后，二程是借助何等史料或消息，知道他是这篇檄文的作者的呢？若真的确定，为何不在更为官方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标明呢？

更大的可能是，署名宋濂更多是出于政治需求。《明文衡》将《谕中原檄》作为第一篇收录的文章，其表意便十分清晰。

以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间顺序而论，这并非第一篇檄文；若按照作者排序，第一篇更无需收录作者并不清楚的《谕中原檄》。

因此，《谕中原檄》在开篇第一，起到的是“开宗明义”的作用。这样一篇探讨华夷之辨，尽管有怀柔之语，却喊出“胡虏无百年之运”、“驱逐胡虏”等口号的檄文，比较明确地表明了作者本人的态度。

对比《明太祖实录》和《明文衡》所收录的《谕中原檄》，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和缓的句子在《明文衡》中被删除了，对夷狄的针对性被增强了。

此时的明朝刚刚从土木堡之变中缓过来，汉人对夷狄的恨意和不满是有来源的。因而，程敏想用这一篇警醒世人，或表明态度，是很有针对性的。

但若这一开篇文章作者不详，其气势难免被削弱。因而，干脆冠上朱元璋钦定“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的名字，使之为更多人所拜服、接受。这般心理，也是说得通的。

对《谕中原檄》作者是否宋濂之所以有争论，归根结底在于：历史是主观的。程敏等编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时，较之《明太祖实录》便删减了部分内容；《明文衡》与《续》又有些不同。

及至清朝，因《谕中原檄》对夷人的针对性过强，这篇檄文并没出现在官方文献中，哪怕是收录宋濂文集的文献，也只有宣统三年的《宋文宪公全集》中得见。没有彻底失传，都要归功于已经平民化的印刷术了。

历史的记载中，还有许多隐藏或断掉的脉络。

例如，宋濂后期与朱元璋在政见上已经出现不和，作为帝师的他教导太子的许多思想与朱元璋产生了冲突。后来，因其孙卷入胡惟庸案中，宋濂以72岁高龄被流放，最终病逝在流放途中。

焉知不是朱元璋后来不愿许多重要文章署上宋濂的名字，而将其名去除呢？

历史能激发人好奇心的点就在于这里，哪怕是一个细枝末节，在梳理脉络后，依然可以发现千头万绪的线索。

《明太祖实录》

《明史》

《明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