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读后感

说明：本文主要依据来自三联书社公开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编著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书中所列并不完全代表本人观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交与读者自己评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阅读原著。

3.个人背景和宿怨

虽然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白雀园肃反”、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后的“宣汉双河场整顿”，使得其个人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与中央领导人以及其他兄弟部队，可也是由于过于强势的性格，关系处理并不融洽。

首先是和毛泽东。

毛泽东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开始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对于张国焘，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而张对毛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从北大到一大，尽管两人的地位差距有所缩小，但此时的张国焘还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等到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依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敏锐洞察力，打造出中央苏区，本来是全国根据地的模范，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又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两年多，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而比起毛泽东，从一开始北大的天之骄子，张国焘的发展一直要顺利的多，这也使得他比毛泽东多了一份跋扈，少了一份隐忍。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管是根据地面积，还是红军人员发展规模，对比中央苏区也毫不逊色。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

如果说和毛泽东，多是因为天生领袖性格，“一山不容二虎”的冲突，那和中央此时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博古（虽然遵义会议后被撤去最高负责人，但仍担任常委的重要职务），“宿怨”则更加明显。

1928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与王明、博古等人发生纠纷。张国焘前往调解，在讲话时认为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内部协商妥善解决，不赞成米夫等人把革命同志一棍子打死那套做法。

博古跳出来用俄语讲话，痛骂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攻击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妨碍了在中大开展的阶级斗争。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却受到这么一个小青年的辱骂，不禁大怒。"

现在博古、凯丰等仍在中央掌权，张国焘自然不会与他们亲近。这些导致张国焘与留苏派一直不合拍，包括王明后来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借道新疆时处死张国焘以前的“嫡系”—李特、黄超，成为了压垮张国焘叛逃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对于两股力量之外最重要的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也因为历史问题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南昌起义前，贺龙在武汉要求入党，张国焘说他是“军阀",一口拒绝。

周恩来、朱德、贺龙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对此贺龙是不会忘记的。甘孜会师那天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把张国焘吓了一跳。

而红二方面军的总政委任弼时，更是张国焘的老同事，两人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心里还是有点怕他。

这一切导致张国焘后来对红二方面军的“渗透”毫无作用，他看重萧克和王震，送给王震几匹好马，夸奖王震勇敢，能打仗，戴高帽子。贺龙听说，对张国焘这种拉拢表示鄙视，张国焘的拉拢自然也不起作用。

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介绍这些人的过往，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个人能力，都是由过去汇聚而成。所以从各个时期来看，张国焘此时“自恃资格”，都不愿意轻易听从毛泽东的指挥，也没有主观驱动意愿去融入一方面军。

4.根据地的认识和路线之争

虽然各自都曾创建了根据地，后来都被迫退出和转移，但对于成败的原因，双方的“认识有分歧”。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搞材料，进行反中央的活动。

凯丰、博古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四方面军一贯存在的“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诸多问题，甚至公开写文章《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进行抨击。

凯丰认为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欠缺考虑的。

周恩来则尽量“弥合分歧”，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中央苏区是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对于中央红军。一方面长途行军，政治工作疏忽，有些表现右倾，但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军事领导，已有纠正。

但对于这些争论在当时复杂形势下，并没有形成决议，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在根本上消失，只是暂时被压制。

张国焘的联邦政府

1935年5月16日，张国焘组织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茂县城内召开会议。会议作出决定，在茂县组织成立“西北特委”和“西北联邦政府”，其中包括“格勒得沙共和国”与“波巴人民共和国”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张国焘自任西北特区书记和西北联邦政府主席。

之后不久两军就实现会师，这一事件自然马上被中央得知，在彼时的瑞金苏维埃政府已经丢失的情况下，张国焘“成立新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先是自立政府，然后便是自立党中央。

即使是善做和事佬的周恩来，也对此时做出批评，认为事先没有和党中央汇报，但在措辞上，还是以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并没有真正的少数民族，也不算真正的联邦为由，进行委婉的批评。

张国焘则认为因为川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不团结其他民族很难开展革命工作，筹粮、增员工作不能推进，再说只是从权之计，对于没有汇报中央，则推脱给电台。

保卫局邓发

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到四方面军，要重组四方面军的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进行两军的人员交流，邓发说是例行公事，张国焘则认为是中央要对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一口回绝。

实质上四方面军保卫局已经成为张国焘进行肃反的个人工具，曾中生、旷继勋、张琴秋还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都曾遭到批斗甚至杀害。

在当时左倾思潮影响下，各个根据地掀起“肃反浪潮”。

陕北根据地前后的特派员杜衡、郭洪涛、朱理治接连进行整顿，刘志丹、高岗等主要根据地创始人都被抓，后来中央红军到达后才解救他们出来，可以说中央红军对于彼此来说，是一次互相拯救。

中央苏区以“AB团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肃反事件，最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创始人都被错杀。

湘鄂西苏区的夏曦，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中央认为张国焘的保卫局需要整改，逐步纠正左倾错误，张国焘则认为是现实纯洁革命队伍的需要，此举双方也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影响了一度活跃的两军干部交流。

争夺粮食

在会师初期，两军一片和谐，互通有无，特别是四方面军一度对一方面军时常接济。但随着会师后人数的急剧增加，再加上敌人不断的围追堵截，川西地区的贫瘠，信仰的差异，汉族地区卓有成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征兵筹粮方法，很难开展，群众工作也就难以为继。

藏族群众在国民党和喇嘛的蛊惑下，还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粮食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时常有脱离队伍的情况出现，两军也因为粮食征收、看管、分配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纠纷。

虽然没出大的乱子，却无意间“增强了各地的领地意识”，原先那种心无杂念、一心为公的的场面渐渐消失不见。

未完待续

———————————————————————————————————————

每天更新干货内容，文章原创、资料搜集不易，承爱打赏点赞收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