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却给老百姓的感觉是贪官越来越多，且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数额愈发惊人。为什么对巨额贪腐者不执行死刑呢？

一、“贪官越来越多”的错觉根源

（一）反腐力度增强带来的曝光效应

随着国家反腐行动的深入推进，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的监督触角不断延伸，反腐手段日益丰富和精准。以往一些隐藏较深、难以被察觉的贪腐行为，如今被大量揭露出来。

比如，大数据技术在反腐中的应用，能够精准比对分析海量资金流向、项目审批数据等，使得更多贪腐线索浮出水面。

这并非是贪官数量在实际意义上的增多，而是反腐力度提升后，更多贪腐行为被纳入视野，给公众造成贪官数量上升的直观感受。

（二）经济发展与权力扩张的新挑战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各类工程项目、资源分配等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这使得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手中可支配的资源和决策权大幅增加。一些意志薄弱者面对巨大利益诱惑，难以坚守廉洁底线。

例如，在城市大规模建设进程中，土地出让、工程招投标等环节涉及巨额资金，部分官员为谋取私利，不惜铤而走险。

同时，新的经济业态不断涌现，监管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存在滞后性，给了贪腐分子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剧了贪腐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二、巨额贪腐现象频发的原因

（一）权力监督体系尚待完善

尽管我国已构建起一套较为全面的权力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一些漏洞。部分监督机制之间未能实现有效协同，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监督合力不足。

以一些地方的内部监督为例，同级监督往往因各种人情关系、利益关联等因素，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外部监督方面，公众监督渠道虽然在不断拓宽，但在信息获取、监督反馈处理等环节还不够高效，使得民众监督的力量未能完全释放，无法对官员权力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约束，给了贪腐分子肆意妄为的空间。

（二）个人价值观扭曲与贪腐文化影响

部分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环境中，逐渐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滋生。他们将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价值观严重扭曲。同时，一些地方存在的不良官场文化，如“圈子文化”“送礼办事潜规则”等，也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官员的廉洁意识。

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官员为了融入特定圈子、获取晋升机会等，不惜参与贪腐行为，使得贪腐行为在局部地区形成不良风气，贪腐数额也在相互攀比、利益交织中不断攀升。

三、对巨额贪腐者慎用死刑的考量

（一）刑罚目的与预防效果

刑罚的主要目的并非单纯的报复，而是预防犯罪。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手段，虽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对于贪腐犯罪的预防效果并非绝对最优。

对于一些贪腐分子而言，在面临死刑威胁时，可能会选择孤注一掷，进一步转移资产、销毁证据，甚至潜逃国外，增加追赃挽损和案件查办的难度。

相比之下，无期徒刑等刑罚结合财产刑、资格刑等综合措施，既能让犯罪分子受到严厉惩处，又能促使其在服刑期间反思罪行，同时通过完善的追赃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国家损失，更有利于实现对贪腐犯罪的全方位预防。

（二）国际司法合作与引渡需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腐败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追逃追赃行动，与众多国家建立司法合作关系。然而，部分国家在引渡条约签订和执行过程中，对死刑存在顾虑。

如果我国对贪腐犯罪普遍适用死刑，可能会使一些国家在引渡相关人员时面临法律和道义上的困境，从而阻碍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开展。

保留对贪腐犯罪慎用死刑的做法，有助于在国际司法合作中保持灵活性，提高引渡成功率，将更多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彰显我国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

国家大力反腐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举措。“贪官增多”是反腐深入下的表象，巨额贪腐有其复杂成因，而对巨额贪腐者不轻易适用死刑，是综合权衡刑罚目的、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因素后的理性选择。

只有持续完善反腐体系，从制度、文化、教育等多层面发力，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腐现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