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和功臣的博弈扩张皇权是西汉武帝之前所有皇帝面对的主要课题，理论上来说，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主未央宫之后大概率会成为惠帝第二，只能垂拱而治，但文帝却硬生生凭借其个人权谋打出了一手王炸，大大扩张了皇权，为之后景帝和武帝进行集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80年，吕太后驾崩，随即，以周勃和陈平为代表的功臣派就在长安发动了政变将吕氏从权力系统中彻底清理出局。
功臣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是，吕氏同时侵占了刘氏的王权和功臣的政权，违背了白马之盟的约定，功臣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维护了高帝生前的设计。在这场政变中，功臣不管是实力还是能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用代国郎中令张武的话来说就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用苏轼在《贾谊论》中的话来说又是：“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
在战场上训练出来的军事能力和在京师长安的重要影响力是功臣能从吕氏手中夺过军权和政权的两大重要支撑。
当然，功臣的目的还不仅于此，除了夺回政权，他们更要进一步将皇权压缩至宫廷，恢复惠帝时期皇帝垂拱而治的格局，所以，大家在商议之后才敲定了以在长安没有任何根基且为人仁义的代王刘恒为帝。
也就是说，代王进入长安必然会面临皇权旁落的现实，很难破局。
但让众人意外的是，代王后来却以彪悍的个人能力对既有剧本进行了修改，从功臣的十面埋伏中成功突围，极大程度扩张了皇权。
公元前179年，代王刘恒于长安的代王宅邸即位为帝，是为汉文帝，当时，文帝二十三岁。在进入未央宫的当夜，文帝就打了一张非常关键的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当年，吕氏是以掌控京师的南北军和对郎中令等关键职位的渗透完成了权力的扩张，如今，文帝在进入未央宫的第一时间就快进式达到了这个目的，在京师长安迅速构筑起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当然，其他文帝从代国带来的人也渗透进了九卿的位置，从文帝元年六月所下达的诏书我们就能看出来：“已尊（宋）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同时，文帝还拜舅舅薄昭为车骑将军，封为轵侯，进一步巩固其权力。
张武是文帝在代国时的郎中令，宋昌是代国的中尉，文帝以代国的原始班底组建起了自己在京师长安的政治班底。文帝终其一生，都始终以代国旧臣为腹心控制宫廷，维护皇权。
图源/剧照
不过，文帝能够做到如此迅速控制宫廷也是因为吕后时期形成的宫廷政治，不然，文帝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宫廷。
当然，文帝也必须第一时间承认功臣对于政权的垄断，拜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就是具体表现。同时，诸王被吕氏侵夺的土地也被归还：将城阳郡、琅琊郡、济南郡归还齐国；将薛郡归还楚国；将常山郡归还赵国。
汉朝又恢复到了高帝末年时的政治格局：刘氏为王，功臣为侯，列侯为相。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帝恢复白马之盟的约定也是为了强调自己以代王即位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也只有如此，文帝才能在京师长安暂时站稳脚跟。接下来就是韬光养晦逐渐积累力量准备和功臣博弈的阶段。
文帝即位初年到底有多卑微，从一件事情中就能看出来——据《汉书》记载：“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丞相下班皇帝甚至还要目送，当年的惠帝也没有如此卑微，文帝当时的政治困局由此可见。
周勃是高帝时期的丰沛故旧，此时属于功臣的核心人物，再加上其在发动诸吕之变中的核心作用，文帝是不得不对其给足权力和面子。想来，文帝对其他功臣也同样忌惮。
文帝要想扩张皇权简直难如登天。
但文帝在长安初步站稳脚跟之后还是打出了一张针对功臣的要牌。二年冬十月，文帝下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今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这就是汉朝历史上著名的列侯之国的政策。
文帝之所以要让功臣离开京师长安前往封地就是忌惮功臣在京师形成的合力，吕氏能在瞬间被功臣秒掉就已经证明了功臣所输出的能量到底有多强。当时，功臣的优势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
体量庞大，且身居要职；都居住在长安，联络起来非常方便，其形成的合力绝对是一股恐怖力量；功臣都是跟随高帝创业从血海中厮杀、筛选出的强者，能力强悍。
汉初的列侯群体多达一百四十多位，高帝给他们都在长安安排了宅邸，帝国的要职也都由这些人所出任。
也就是说，列侯不仅拥有在长安的权力，还有地方上的侯国，其从地方和长安两点都构筑了强大的权力基础，这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西晋的八王之乱破坏力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八王不仅有地方上的王国，又有在京师洛阳的权力。基于此，文帝就必须砍断功臣其中的一条手臂，既然暂时不能动他们的利益，那就让其离开长安。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都居住在长安，串联起来就非常方便，诸吕之变就是陆贾作为联络人穿梭于周勃和陈平之间促成的。而诸吕能够迅速被清洗也是因为，功臣形成的合力异常恐怖。为了摆脱功臣对皇权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拆散，让功臣散居地方，没法串联，同时这些人离开京师之后文帝也能进一步稳固权力。
当然，功臣群体也都是在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筛选出的强者，既有周勃式的武将，又有陈平式的谋臣，还有陆贾式的外交人才，这些人单个拎出来都可以和文帝过招，文帝为了维护皇权就更要将他们拆散。
除了能力，功臣在京师更是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军队的粘性极强，为什么周勃能够振臂一呼就取得北军的支持，夺取军权，原因就在这里，只有让他们离开京师，其影响力才无从发挥。
作为优秀的政治选手，文帝还非常清楚一点，既然功臣能够发动第一次政变就必然可能发动第二次，就像唐朝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兵变几乎就成了家常便饭一样已经形成了惯性。
如果文帝和功臣的矛盾不可调和，功臣肯定就会复制诛杀诸吕的政变清洗代王集团重新布局帝国权力。基于此，文帝更要将这个群体分散于地方。
让功臣前往封地，文帝给出了两个理由：从地方侯国将赋税输送到京师太折腾，花费太大；列侯居住在京师无法处理侯国政务且尽不到教化侯国百姓的义务。
对于文帝打出的这张牌，功臣当然明白皇帝的用意，他们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字：拖，装作没听见。
对于功臣的不配合，文帝于三年十一月再次下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可见，功臣和文帝之间的对峙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一次，文帝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丞相周勃身上，只要攻下了周勃这座山头，其他的功臣就会执行之国的诏令。
当然，文帝之所以选中周勃除了其是功臣的领军人物，代表性极强，更重要的是，周勃对于政治比较木讷，比较容易对付。
面对文帝的重拳，周勃只能无奈辞职，回到了封地绛。回到封地之后，周勃已经是一副惊恐之状，据史书记载：“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备甲，令家人持兵以见。”
最终，周勃还是因为过度紧张动作变形被文帝抓住把柄扔进了监狱狠狠折磨了一番。
图源/剧照
当然，文帝肯定也不敢真将周勃怎么样，只不过是通过此举震慑一下功臣群体，这也可以看作是列侯之国政策的配套行为。功臣在看到周勃都是这种待遇的情况下肯定会对皇权服服帖帖。至于薄太后因为此事责怪儿子并营救周勃，笔者的看法是，这不过是文帝母子所演的一出戏而已，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当然，文帝也不可能将所有的列侯同时赶出京师，这样只会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又是一场政变。在落地列侯之国的政策时，文帝肯定是联合大多数打击少部分，大部分功臣文帝还是委以重任，比如陈平和灌婴。同时，这个政策也是有节奏地慢慢推进的，直到景帝后二年才解除。文帝政治的成熟由此可见。
和列侯之国政策同时出台的还有侯国迁移政策，就是将分封在诸侯王国中的侯国迁移至朝廷直控的郡县内，这样，朝廷就可以通过地方守尉来监视、控制功臣，将功臣锁死在朝廷的权力系统中，为什么周勃每次面对河东郡守尉都异常紧张，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次被迁移的侯国中其中就包括萧何的酇国和马王堆汉墓墓主人軑侯利苍的軑国。
不过，和列侯之国政策一样，迁移侯国也遭遇了一定的阻力，比如淮南王刘长就对这个政策表示反对，文帝舅舅薄昭在写给刘长的信中就有这样的话：“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
不过，经过一系列博弈，这两个政策最终还是顺利落地。
随着列侯回到地方封地并处于地方守尉的监控下之后，文帝不仅消除了功臣再次发动政变的可能，同时彻底稳固了在长安的帝位，扩张了皇权，更是对功臣群体的有力打击，至此之后，文帝和功臣之间的强弱之势终于得到了改观，皇权可以轻松地驾驭政局。
只能说，刘恒由代王为皇帝是个意外，文帝在皇位上的超常发挥也是出乎功臣的意料。笔者认为，文帝在长达十五年的代王生涯中已经磨练出了相当强的政务能力，其在长安只是将在代国的行政能力复制过来了而已。
在权术层面，汉文帝确实是个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