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书中关于“陈昌浩”的词条中，公开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实事求是地指出：

“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陈昌浩同志。

陈昌浩是湖北武汉人，生于1906年。

早年时期的陈昌浩，与一个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他就是曾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

大革命失败后，21岁的陈昌浩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此时的张闻天经过两年刻苦的学习，已经留校任教，张闻天的渊博学识和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被陈昌浩所拜服，两人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1929年夏秋之际，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一场派系斗争，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与党支部局办公室产生严重的分歧，陈昌浩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方，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结合到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随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护送下，陈昌浩与张国焘化装成商人进入鄂豫皖苏区，随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陈昌浩被任命为总政委，成为张国焘的忠实部下。

1935年6月，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仰仗兵强马壮，建议改组中央政治局，无非就是想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在随后的沙窝会议上，陈昌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当时，张国焘与中央在行军路线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当叶剑英获得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时，毛主席下令红一、红三军团连夜北上，此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出那句经典的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你们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不要忘了，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有最终决策权，也就是说，陈昌浩与徐向前的观点是一致的。

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陈昌浩不错，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定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1937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总负责人，陈昌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分散突围，西路军的历史证明，越是苦难的情况，越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越是需要团结一心，而不是分散突围，后来“皖南事变”和“中原突围”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兵败河西之后，陈昌浩于1937年逃回陕甘宁边区，回到边区之后，陈昌浩基本上被闲置，仅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教书，略显尴尬的陈昌浩在1939年申请到苏联“养病”，获得批准。

1952年，经过党中央批准后，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祖国，中央派刘少奇作为代表前往北京西站迎接，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叫来了许多原红四方面的老同志在寓所接待了陈昌浩。

第二年，陈昌浩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在1955年的授衔中，陈昌浩原来的搭档徐向前被授予元帅，事实上，陈昌浩原来在红四与徐向前虽是平级，但有最终决定权，西征时，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是副主席，此时的陈昌浩还是徐向前的上级，但西征失利之后，两个人的地位就越来越悬殊了。

此外，1955年授衔时，除了获封元帅的徐向前之外，红四方面军还出了三位大将，分别是徐海东、王树声和陈赓，他们原来都是陈昌浩的部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是“失败者”和“错误路线”执行者的陈昌浩成为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连番揪斗，绝望至极的陈昌浩在1967年7月30日晚上吞下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终年61岁。

陈昌浩去世后，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然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陈昌浩的墓室里，放着的只是一个空空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