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政权在河东道的辖境基本上是伴随着武德年间河东地区战事的演进而确定的，其政区的设置也因政局的不断演变而发生改变。
关于隋末唐初的政区调整，学界已有一些重要的成果。施和金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编第七章《隋末唐初政区的更改》著录了隋末唐初雍、豫、冀、扬、荆五个地区的郡县变迁情况。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编第三章《河东道》复原了唐代河东州县沿革情况，下编第二章《河东道羁縻地区》复原了贞观至光启年间河东道所置的羁縻府州情况。
许正文《论隋代及唐前期的政区整治与改革》对政区调整及管理体制的整顿做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隋末唐初政区的变更及其意义已经获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区域性的成果仍不够丰富。
义宁年间河东道的政区情况
隋末各地反隋斗争风起云涌。据思汀统计，隋末发生在今山西地区的起义就有十起，范围遍及山西全境。这些起义虽层出不穷，但不断遭到隋朝的镇压，大多以失败告终。隋大业十三年(617)，河东道有两次起义：一是二月马邑刘武周起义，自称天子，国号“定杨”；二是七月晋阳李渊起兵，十一月攻拔长安。这两次起义直接打乱了隋朝在当地的统治秩序。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改元义宁。义宁元年(617)虽是隋恭帝杨侑年号，实际上真正执掌政权的是李渊集团。义宁元年(617)是由隋向唐过渡的关键一年。在李渊主持下，对北方政区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据《隋书·地理志》所载，在河东地区共设13郡，分别是：长平郡、上党郡、河东郡、绛郡、文城郡、临汾郡、龙泉郡、西河郡、离石郡、雁门郡、马邑郡、楼烦郡和太原郡。由于隋末地方豪强割据自立，13郡中之马邑郡、楼烦郡、雁门郡为刘武周“定杨”政权占领，故唐朝建立之时唐政权在河东地区领有10郡之地。
前述施和金所著书中详述了义宁元年(617)郡县的变迁情况，但新置郡县部分仍有遗漏，未述及义宁郡、汾阴郡、新兴郡、和川县。今补之。
1.上党郡下：义宁元年又置义宁郡。
2.上党郡下：义宁元年又置和川县。
3.河东郡下：义宁元年又置汾阴郡。
4.楼烦郡下：义宁元年又置新兴郡。
较隋大业郡县设置无变化者有4:长平郡、文城郡、龙泉郡和离石郡。
郡辖县减少者有5:上党郡、河东郡、绛郡、临汾郡和西河郡。分别是上党郡少辖2县：沁源、铜辊；河东郡少辖7县：河东、汾阴、龙门、安邑、夏、河北、虞乡；绛郡少辖3县：翼城、绛、垣；临汾郡少辖2县：霍邑、汾西；西河郡少辖4县：介休、平遥、灵石、绵上。郡辖县增加者有1:太原郡，增领榆社县。
义宁元年(617)，将以上从郡中析出的18县，加上一些新置县，整合重组了8郡。可以分为两类。
复置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所废之郡5:义宁郡、汾阴郡、新兴郡、安邑郡和介休郡。义宁郡治沁源。同年析沁源置和川。并领铜辊、绵上二县。故义宁郡由隋大业上党郡析置。汾阴郡治汾阴。领汾阴、龙门二县。从隋大业河东郡析置。新兴郡以楼烦郡之秀容县置郡。安邑郡治安邑。领安邑、虞乡、夏、河北四县。从隋大业河东郡析置。介休郡治介休。领介休、平遥二县。由隋大业西河郡析置。
新置郡3:邵原郡、霍山郡和翼城郡。邵原郡治垣。同年析垣县置清廉、亳城二县，并割河内郡之王屋县来附。霍山郡治霍邑。同年析霍邑置赵城。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翼城郡治翼城。同年析翼城置小乡县。领翼城、绛、小乡三县。
义宁元年(617)李渊挟天子后对河东道政区所做的调整，集中表现为大量的析置郡县。可以说，李渊从晋阳起兵西图关中所经过的各个郡县都做了调整。广置郡县，可以稳固这些地区的根基，维护刚刚确立的统治。改隋为唐后，唐高祖又做了一次政区大调整，这次政区变更即在义宁政区的基础上进行。
武德年间河东道政局演变与政区调整
武德元年政区的更改
唐高祖李渊在长安即位，建立唐王朝，改郡为州。武德元年(618)除将义宁年间河东道的18郡改为州外，还增置2州6县。增置2州分别为泽州与韩州。
1.泽州
2.韩州
泽、韩二州在河东道东南部，与河南、河北毗邻。我们知道隋末唐初北方的割据政权分布在西北、河东、河北、河南地区。唐政权初建，“时四海初定，大信未及于远夷，”’加强控制区内建设，稳定根基，才能征讨四方。唐高祖在河东道东南部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增加行政区划设置，武德二年(619)又设立潞州总管府，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为后来征讨河北、河南的割据势力做准备。
增设6县分别是虞乡县、桐乡县、西河县、乡县、盖城县和清源县。
1.蒲州下：武德元年置虞乡县。
2.虞州下：武德元年置桐乡县。
3.晋州下：武德元年置西河县。
4.韩州下：武德元年置乡县。
5.盖州下：武德元年置盖城县。
6.并州下：武德元年置清源县。
以上增置6县中，除西河与盖城为新置县外，其余4县均为旧县复置。汾西县并非武德元年权置之县。其一，武德元年(618)隰州不应该领有温泉县。学界已有探讨。郭声波认为武德元年割吕州之温泉县来属隰州。其二，武德元年隰州不应该领有大宁县。
李、刘战争与河东道行政区划的建置
武德初年，刘武周“定杨”政权是河东地区唯一能与李唐王朝相抗的势力。李唐王朝与刘武周“定杨”政权之间的战争跌宕起伏。突厥对李、刘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述之甚详，此不赘言。唐初李、刘战争以及战后唐廷收复太原以北诸州县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河东道政区的建置。
唐廷在河东地区控制权的失与复得
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南下河东，军队所向披靡，到武德二年(619)九月，河东道晋州以北除了浩州隰城县以外的州县全部投降刘武周。在刘武周的军队南下战事频频告捷之际，石州刘季真连兵叛唐，晋州以南也有人起兵响应。可以说，在刘武周猛烈的攻势下，李唐在河东道面临几乎全境溃败的境地。
打败刘武周，收复河东之地，不仅事关李唐王业根基，更是关乎新建政权发展，关系到统一全国的大问题。李世民以“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为由奏请领兵出征河东。崔泰卒于贞观元年(627),唐武德初年任监察御史，参与了出征河东平刘武周的檄文撰写。
唐廷出征河东可谓是做了精心准备，一方面与突厥交好，瓦解突厥与刘武周的联盟关系，从外部创造有利的形势，另一方面调遣精兵强将征战河东，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并幸华阴，至长春宫为将士送行。
据《旧唐书》记载，随行将领有永安王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唐俭、殷开山、秦叔宝、李世绩、程咬金、翟长孙、秦武通等。又据《张士贵墓志》,张士贵也为从征前锋。《张士贵墓志》记载了唐出兵河东平刘武周的一些始末。《张士贵墓志》是唐高宗显庆二年(656)张士贵死后由时任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的上官仪撰写。墓主张士贵，两《唐书》有传。张士贵于隋末揭竿而起，后在李渊进军关中时受降，镇守河南之境。
据墓志记载，在其从征讨伐刘武周之前，曾屡立战功，如大业末肃清崤渑一带的反隋势力、打败王充伪熊州刺史郑仲达、义宁二年(618)李建成东讨时为前锋部队打败王充和李密部下、武德元年(618)从李世民西征薛举、武德二年(619)平苏经陕州之乱、熊州之役以少胜多等。
武德二年末唐廷决定选派实力干将出征收复河东，名将张士贵自然被列入其中。与《张士贵墓志》相比较，两种记载的共同之处是太宗率军屯于百壁，展开与刘武周部将的战争。百壁，又作柏壁，在绛州正平县西南二十里。所不同之处是《张士贵墓志》在唐太宗与宋金刚对峙之前增加了张士贵带领的先锋部队与刘武周部将据守虞州的何小董之间作战的记载。
虞州治安邑县，位于正平县南一百多里。武德二年(619)十一月，张士贵击退兵锋甚锐的何小董，使其婴守虞州，等待宋金刚救援。正是由于宋金刚驰兵援救，才与唐军对峙柏壁。而柏壁一战，众所周知，是唐收复河东的关键一战。柏壁之战唐军胜利后，扭转了李、刘之战的局面。
武德三年(620)二月刘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长子、壶关，三月又数次寇浩州，但并没攻下。与此同时，唐军则不断发动反攻。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攻石州，刘季真惧而诈降。四月，雀鼠谷一战唐军大败宋金刚，尉迟敬德与寻相降唐。
此后，刘武周政权与李唐政权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形势明显朝着有利于李唐方向发展。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欲复战，众莫肯从，亦与百余骑走突厥。世民至晋阳，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以城降。唐俭封府库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至此，河东道的政局暂时稳定下来。
政局刚刚稳定，唐高祖就对河东道进行政区调整。据两《唐书》等相关史志统计，仅武德三年(620)一年唐在河东道就增置了8州11县。这说明建置政区对于唐廷加强地区控制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