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富士康，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好坏评价参半的企业。对于不少人口大城而言，富士康的入驻加快了其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让城市迸发出新的活力。

但当然，由于富士康自身的定位，也导致了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是不需要技术、经验以及过多的文化水平的基础操作性岗位。而过大的工作压力，让其背上了“血汗工厂”的骂名。

一场新冠疫情，让更多人认识了河南郑州的富士康，认识到了那里近乎拥挤的就业人群。曾几何时，就连郑州政府，都要帮助郑州富士康进行人员安置、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

但时过境迁，如今的郑州航空港区，曾经的富士康厂区内，赶上代工淡季，竟然真的连几个人影都难以见到。而那些为员工服务，也想要依托员工得以生存的商家，也成为了一排排的空铺。

对比之下，目前的郑州港区，也是人们称之为“小香港”的富士康厂区所在地，显得无比凄凉。这一切，都与富士康转移自身的大量订单及产能脱不了关系。

富士康的名气与它的名字，对于很多中国的内陆城市的人们来说，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自从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之后，这个企业突然成为了很多地方政府眼中的“香饽饽”。

其实，就连很多开设有富士康厂区的城市居民，甚至它自身的员工，都不知道能让富士康人员集群的真正原因，更不会知道，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对其青睐有加，希望富士康到其当地投资建厂。

这些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盛行初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进入这片汪洋，拓宽自己的眼界，寻求长远的发展。

于是，在上世纪末，大量中国劳动力涌入了发展态势相对更好的东南沿海地区，想要在那里生根发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种劳动人员的高密集性很快就得到了全球资本的注意，首屈一指的，就是电子行业的各个企业掌舵人。他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以及中国人民那浑如天生的勤劳能干的特质。

于是，全球的电子行业兴起了在中国的投资热潮，他们将生产线大量安置在开设在中国的新厂当中，聘用中国劳动力，极大减少了其生产的人力成本，让自己的利润更加丰厚。

本是台湾人的郭台铭，作为富士康的创始人，也嗅到了这其中的发展前景。当时的富士康，还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郭台铭知道，只要来到大陆，就一定有机会翻身。

于是他在深圳的一片偏僻之处租赁了富士康的第一个厂区，他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代工行业的主要集中地，因此就广接订单，立志让富士康成为世界第一的代加工工厂。

富士康的制度严苛，但却因此保证了订单的充足与薪水的稳定。前往深圳打工的大量劳动力，根本不怕那严厉制度下的吃苦生活，只要能够赚钱，他们心甘情愿。

员工们的坚韧成就了富士康，有富士康代工的产品价格更低、出货更快，流水线经常在半夜还加班生产。虽然导致员工们压力更大，但富士康的扩张也就更快。

没过多久，富士康就出名了。郭台铭扩建厂区，加盖新厂，为员工也配备了生活区。在生产与招工上两头使劲，很快就聚集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因为逐渐充足的生产力而获得了更多的生产订单。

深圳市政府甚至也为了富士康出口通关的便利，将保税区直接建在了位于龙华区的富士康总部，同时还为富士康专设了海关，更加便于富士康产品的流通。

得到扩张的富士康，依着葫芦画着瓢，不断在中国很多人员密集的城市兴建工厂，迅速占据了代加工市场的更多份额。也逐渐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代工厂商。

自此，各地的富士康都成功聚集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有了广阔的厂区、充足的人力，也就引来了更多商家，在富士康员工的生活区内开设各种店铺，专门为其服务。

尤其是郑州港区的富士康园区，是生产、生活都集于一体的“小城镇”，在高峰期时，光是员工数量就达到了30万之巨，再加上商户、小贩、店主，更是数不胜数。这里也就成了人员集群的典范。

富士康在中国的成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智能手机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且在社会各阶层都得到普及之后，富士康的电子代工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期。

自2007年开始，富士康还承接了一个如今在电子产品界笑傲江湖的企业在中国的代工业务。它就是美国的苹果公司。而在智能手机不断迭代出新时，中国也成为了苹果公司的巨大市场。

在此时，富士康作为美国苹果公司的代工生产基地，凭借着低廉的人力成本与高效率、高质量的产品产出，与苹果公司的合作进展地十分顺利。

即便在2015年前后，各地的富士康曾经曝出“13连跳”的丑闻，但仍旧难以阻挡年轻的劳动力不断流入其中的趋势。

可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进入4月份之后，郑州港区的富士康园区内，员工数量大大减少，内部人员曾说，现在只有大约6至7万人在偌大的园区内工作。

而至于曾经生活区内一到夜晚的那万家灯火，现在也只是星星点点的半盏昏光。商铺大量撤去，只留下斑驳的店门与清冷的大街。一排又一排的空荡店铺，让人不禁怀疑其之前拥有的繁华。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因素，能够导致郑州富士康如今的破败景象，导致昔日的辉煌风景不复存在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富士康本身的战略。

富士康曾经能够迅速通过招聘获得新的劳动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其员工在工作一定时间之后，会得到一笔“返费”，相当于稳定在岗位上的一种奖励金。

在新冠疫情持续阶段，郑州富士康曾经曝出过巨大的新闻，因为厂区内人口过多，导致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大面积管控措施，而员工们怨声载道，纷纷想要自行回家。

这就导致了富士康曾经需要向这些想要返乡的员工支付一定的“返费”金额再次增加。曾有网友在网上晒出自己前往郑州富士康短期工作，就拿到了多达1万元的“返费”的截图。

虽然特殊时期“返费”的发放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拨款，但这也让富士康高层看到了，中国不断上涨的人员成本，与其在中国大面积投资建厂的初衷的偏离。

于是富士康开始了对于自己产能的转移。这种转移，才是导致其人员流散的最根本原因。

“返费”带来的问题，让富士康的领导人员开始思考新的战略，这种战略的第一步，就是先削减开支，曾经的“高返费”也首当其冲，接连降低了标准。

可“返费”降下来以后，郑州富士康园区内的员工，只是减少了一部分通过黄牛、中介等来图谋那份“返费”的短期工，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依旧很多。

来自郑州富士康内的员工也纷纷表示，“返费”虽然确实降低不少，但如果仅仅如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工作。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短期离职，有很多人想要稳定的报酬。

但富士康在年后，一方面降低了对于员工发放的“返费”标准，另一方面也同时降低了在职员工的薪资标准。这是因为年前在“高返费”的诱惑下，大量劳动力已经帮助其完成了积压的订单。

而在订单压力结束之后，郑州富士康的订单量明显就少了很多。运转的流水线也平静了下来，有大量原本属于这里的订单都被转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14智能手机的生产。

在富士康自己的战略布局转移，以及苹果公司的恶意施压之下，其目前已经将大量订单都转移至了海外，由东南亚的各国，如印度等地的工厂进行代工。

这导致了郑州富士康的员工没有活干，能够得到的薪资减少，生活成本却不变，只能被迫离职，寻找新的出路。

在员工大量减少之后，提供各类商品及生活服务的商家也就没了收入来源，面对高额的房租，很多人选择了离开。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将来还会不会有“用工潮”，使这里重现生机。

很多员工在下班后找到自己曾经喜欢的餐厅，却发现这里已经倒闭。这对于曾经也出现过“淡季”的园区，都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以往的“淡季”来临时，富士康的厂区内确实有过人员流失的情况，但总体还是有很多人留下来，等待着“旺季”的到来。但如今，是真的走了太多人，让其余经营者也失去了信心。

战略布局的制定很简单，但老厂区有该何去何从？这或许并不是郭台铭曾经考虑的情况。在曾经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时候，他在这里疯狂扩张，构建了商业帝国。

但如今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远超其预期，让他明显有了退缩之意。

这未免有些卸磨杀驴的感觉，员工的存留或许是企业的自由，但让更多聚集在郑州航空港的商铺经营者一起经历这种转变，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没有担当了。

不论如何，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富士康厂区，都是带给曾经的郑州大量就业岗位的优质企业，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郑州的城市化进程，也确实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推进。

但产生问题的根源，还是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已经不再像曾经一样，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发展，求得外资。自动化的流水线与技术化的人才都是目前国家步步向前的体现。

只是，这或许与富士康的未来布局产生了矛盾。但有趣的是，印度的富士康工厂，产能与质量却不一定能在人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得以保证，这与当初的中国并不相同。

直到如今，印度的富士康工厂还需要调拨许多中国国内的技术人才对其员工进行培训，这恰好证明了，富士康基层员工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技术类人才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而易见地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