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间，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羞羞答答就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兼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以后的1948年2月，原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携新妇回国，扭扭捏捏出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两套职务并行，确实让人一头雾水，有些读者难免得出结论，既然两个总司令在行辕层面只是副职，那么“行辕”的级别和权力，一定要大于“剿总”！窄了啊，思维窄了。
首先需要说明，当傅作义和卫立煌这两名陆军二级上将，分别出任行辕副主任兼“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之时，两个行辕的“一把手”都还在职，分别是北平行辕主任、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以及东北行辕主任、陆军一级上将陈诚，无论是职级还是军衔，傅作义和卫立煌都要逊色几分，担任副职一点没毛病。
当然也有细节上的差别，李宗仁毕竟是杂牌军头，北平行辕其实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机构，并不掌握实际权力，傅作义只需维持表面上的尊重；而黄埔系头号红人陈诚，因为在东北大败，正躲在上海的陆军医院里，虽未辞去行辕主任之职，卫立煌已经眼不见心不烦，彻底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众所周知，所谓“行辕”是由“行营”改称而来，属于换汤不换药只是换牌子，那么作为老蒋最后疯狂之举的“剿总”，和之前的行辕相比较，到底哪个级别更高权力更大呢？这事涉及到国民政府首脑的变迁、GMD军队指挥体系的变化、以及老蒋关于战争指导方针的变更，需要五分钟才能说清楚。
（卫立煌在北平）
一、行营到行辕只是名称的变化
1932年老蒋第二次下野再上台后，深感自己虽然掌握着军权，但在党权和政权层面，政治地位仍然不稳，暂时难以实现党政军的一体“独裁”，于是以退为进，只是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于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则让给了老迈的林森，从此沦为没有实权的虚职。
尽管在幕后掌握着军政大权，然而老蒋毕竟不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每每离开南京老窝常驻某地，还得带着幕僚和随从班子，指挥部队跟红军作战时，总得有个合适的机构名称，于是出现了军事色彩很浓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简称“某地行营”，第一个便是1934年组建的“南昌行营”。
不用说，南昌行营就是冲着闽赣苏区去的，而且老蒋那段时间，也确实经常往返于南京与南昌之间，还算是“名实相符”。之后又根据形势需要组建了重庆行营、武汉行营等机构，不过后来组建的这些行营，老蒋驻跸的时间有限，基本是专设一个行营主任代行权力，主任的职级自然很高，有点“代天巡狩”的钦差之意。
抗战爆发以后，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和战区之上，先后成立过天水行营、西安行营、桂林行营、汉中行营和赣州行营等等，分别指导二个以上的战区作战，比如李宗仁的汉中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和第十战区，至于行营主任有没有实权，那得看老蒋的信任程度了。
1943年重庆发生了一次车祸，国民政府“看印”主席林森意外身亡，彼时老蒋羽翼已丰，毫不客气地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政府职务，身兼GMD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既然身份变了，当时就想给行营改改名字，考虑到仍处战争期间，也就暂时搁置了。
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地盘，老蒋一口气新组了东北行营（熊式辉）、广州行营（张发奎）、西北行营（张治中）、重庆行营（何应钦），同时把汉中行营改名为“北平行营”，飞到华北去摘夺胜利果实，原各大战区则分别隶属于各行营，比如北平行营即下辖傅作义第十二战区、孙连仲第十一战区。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署，国内和平气氛正浓，老蒋感觉行营战区什么的有点不合时宜，决定分别更名为“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和某地“绥靖公署”。于是北平行营就成了北平行辕，第十一战区改成了保定绥署，第十二战区改成了张垣绥署，只是换了招牌，性质没有任何变化。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
二、行辕到“剿总”有了本质变化
解放战争打响一年以后，蒋军在各大战场连连吃败仗，老蒋总算发现了高级指挥上的缺点：一方面是军令不够统一，比如在华北，李宗仁是被挂起来的行辕主任，而孙连仲和傅作义职级相同，完全各打各的，难以形成战略配合。
另一方面，南京政权之前还死要面子，没有调动全部资源维持战争。于是在1947年底，老蒋开始筹划推行“总体战”，也就是实施自上而下彻底的军事独裁，更加没有底线地搜刮人力和物力资源。
遂开始在各战略区组建“剿匪总司令部”，以军队掌控地方政权，进入了最后的疯狂。三大战役打响前，在长江以北的五大战场上，先后组建了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
其中东北剿总以“东北行辕”为基干改编、华北剿总以“北平行辕”为基干改编，华中剿总以“武汉行辕”为基干改编。也就是说，如果单论机构的级别，“剿总”其实跟“行辕”基本相同。
但是性质却有了一定的变化：剿总的军事化色彩更浓、军政一体化的程度更深、总司令的权力更大！
（卫立煌剧照）
以原东北行营为例，尽管熊式辉理论上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但在行营之下又设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杜聿明为司令长官，负责东北全境的部队与作战指挥，身为黄埔嫡系的杜聿明，在军事上享有极大的自主权，那么行营主任熊式辉的权力，当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李宗仁在北平行营任内，根本指挥不动孙连仲率领的中央军，更别提傅作义的绥远系“私家军”，基本就是个公文传达机关。而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以后，对整个华北地区的近60万部队，皆有实际指挥之权，副总司令陈继承不服，最终还是被傅作义给挤走了，某种意义上，傅作义果真实现了华北战场的“统一指挥”。
那为什么傅作义和卫立煌，最初还兼着“行辕副主任”呢？因为行辕的裁撤和主任的离职，都需要些时间，在李宗仁和陈诚并没有被解职的情况下，已经确定出任“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和卫立煌，只能先屈就行辕副职，属于过渡时期的临时职务，反正两大主任也碍不了事，一个忙着在南京竞选一个远在上海卧床。
（傅作义剧照）
三、大决战彻底打掉了三个“剿总”
事情明摆着，解放军可不管对手的人事如何变动，该出手时还会出手，那么华北和东北的军事指挥，万万不能暂停，也就是说，傅作义和卫立煌到任“剿总”总司令之时，已经掌握了华北和东北的军政大权，至于“副主任”的帽子，无非要给两名一级上将留点面子，摘掉只是时间问题：
1948年5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不日将去南京上班了，老蒋立即下令撤销北平行辕；同月，陈诚知趣地辞去全部职务，东北行辕随之撤销，至此，华北和东北都结束了“行辕和剿总同时存在”的特殊阶段，傅作义和卫立煌总算名正言顺，不用再戴着“副主任”的帽子，正式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
一个月以后，原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调升“参谋总长”，不再担负中原战场的总指挥之责，由其统一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原徐州绥署）、“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原郑州绥署），宣布一体撤销，再以刘峙为总司令另组“徐州剿总”，至此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四大剿总，终于凑齐了。
其中的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和徐州剿总，正是我军在三大战役中，分别求歼的对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初，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卫立煌丢掉东北丧师47万、傅作义宣布起义损兵52万、刘峙狼狈而逃被歼55万，不仅三大“剿总”灰飞烟灭，还拢共损失了154万精锐部队，直接动摇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基础。
因此三大剿总覆亡后，老蒋只能宣布第三次下野，而唯一幸存的“华中剿总”，在北平和谈期间，被李宗仁更名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跟之前行营更名为“行辕”一个意思，只为制造和平空气，完全的换汤不换药。顺便说一下，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其实跟剿总同级，之所以名称有差异，是因为那是后方。
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汤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先后覆灭，包括后来改称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以及低一级的的若干绥靖公署，也通通被解放大军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