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治斗争连年不断，国内政局混乱，官场道德沦丧，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严重。当双方互相倾轧的时候，一定多派间谍，观察反对党的行动，以备对付；而做间谍的人；一定是由机警过人、练达时务的人来担任。因此，他们得到的丰厚酬资，是和他们责任的重大相等的。但是，有这些本领的人，大都因志愿问题不肯为一方面效忠奔走。于是就引起那些聪明而狡猾的人的觊觎。
真正的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能探到的，便酝酿各种秘案来蒙混，而那些进入他们酝酿中的人，都被送到枉死城去了。因此，一方面悬赏越厚，一方面被害人越多。等到袁世凯时代，更让人寒心。
有某君是前办事处驻沪稽查的随从人员。近来设店经商，并入了基督教，每当讲到自己的生平历史，就痛心忏悔。对于时局政事，绝对不闻不问。真是“笙歌队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
有一个清江人，名叫洪涛。原是南洋第九师的士兵，光复后当了排长。癸丑二次革命，袁政府利诱南军人物为他打探消息，洪涛也应召而去。不久，就奉命东渡，侦察革命党人的举动，无奈已被革命党人预先知道，要惩罚他，便又狼狈不堪地返回上海，投奔上海镇守使署侦探长姜老小，由姜举荐给镇守使做使署的侦探，而洪涛还以革命志士的称号在群众中自诩。当时蛰居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多半是第九师军人，都是洪的旧交，所以根本就不怀疑洪是侦探，还和他住在一起，所有的秘密都被洪知道了。因此，洪很受使署的信任。这时，袁政府正颁行捕获革命党人条例，洪涛垂涎得到最高的奖赏，便伤天害理地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案。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称帝的活动渐渐明显，国民反对，而加入国民党的人越来越多。但初来上海的内地人，只是到了国民党所在的地方，却没有时间考证党部的真假。洪涛便让他的心腹专门招收这些盲从党人，隶属他的部下，每天都对大家修谈，某某大伟人已汇巨款给我，某某大伟人已承认我是某地司令。而新来的人都很信任他，党羽越来越多，俨然是一种机关了。
于是定期颁发国防委任状及活动经费。命令一些部下到某某地点发难，一面又到使署报告说：“探得大批‘乱党’将在某日某时由某车站出发，到某地举事。只是该‘乱党’被捉获后，一定会诬陷洪某，请长官多加注意。”
使署负责人笑着说：“你是本署的工作人员，哪有误入党徒的道理，即使他们诬陷你，我也不相信。”便按期密派军警守候，果然捕获了许多人证。一经刑讯(按:过去军法官审讯党人时经常用酷刑)，果然供认是洪涛指使，法官大怒，认为是诬陷，就施以重刑，党人忍受不住，便又重新供认是某某著名的党的领袖所指使，法官才相信。而谋乱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过不了几天，这些人就在西炮台被处死了。
洪涛在暗地里已领了重赏。在党部前，却假装为被捕者哀悼，出一点钱为死者祭奠，并对部下说：“某某等为国捐躯，本可受到敬仰。可惜在受刑时，意志不坚定，把情况全都供了出来，以致破坏了我们的整体活动，不能称为烈士。”下属听了以后，都慷慨发誓说:“以后失败，即使死了，也不牵累大局。”洪涛暗自高兴。
没过一个月，又派了一些人出发，而仍然秘密地报告使署去逮捕他们。审讯时，果然没供出洪涛。于是，这些人的生命又为洪涛换了许多奖赏。这样的恶剧，连续演出了三四幕，都没有被揭破，而洪涛口袋里的金钱已经很多了。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洪涛用阴谋诬陷残害别人换取赏钱，而别人也请他入瓮。他的心腹党羽藩某，因和洪涛分肥不均，常想报复他。
这年七月，洪涛派张鸿发、赵起胜、李某等，携带党证、国防委任状等，到镇江策动军队，这次出发和从前大不一样。因为驻守镇江的军队是过去徐宝山部下的第七十五混成旅，中下层军官多为第九师的人，联系并不难，万一成功，洪涛就可捉到大人物了。因此秘密进行此事，没有报告使署。
不料与他有怨恨的藩某，竟把这件事密报给长江巡阅使署驻沪侦缉长林世丰，林便转报使署。使署的人还半信半疑，姑且派军队等候在交通要道，果然捉到了人证，连夜押送到使署进行严厉审讯。开始还不肯说实话，施以酷刑，才一一供认不讳。
当时就由使署照会法国巡捕房，查抄法租界洪涛的机关部。搜出许多裁赃诬人证据，法巡捕房将洪拘捕押解到办公的地方预审，这时，国人都知道了洪涛陷害同志的阴谋，仇恨入骨，就让被害人的家属分头到使署办公处控告，过去洪涛机关部的党人还搜集了诱害党人的亲笔证据，用匿名信，寄到法国巡捕房。法国领事调查了洪涛贪功害人的罪状属实。引渡到使署，就将洪涛审讯法办(法国巡捕办公处向来遇有华官索取党人的案件，没有轻易答应引渡的，现在惨无人道的洪涛，实为世上的人所共弃，因此，法国领事也恶之)。
押解到使署后，受尽了以前那些被害人所受的酷刑，便将屡次害人的惨剧一一供出。使署认为，洪涛残杀人命过多，冒功领赏，案情重大，应当将截获的人犯(旧时泛指某一案件中的被告或牵连在内的人)一起押解到省署审核。不久，就在南京的雨花台把他们都杀死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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