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乾隆帝，可以说是一个运气极佳的皇帝，他25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60年，后来还做了3年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最久的皇帝。

而且，他在康熙、雍正两朝的文治武功之下，还带着大清走向了“康乾盛世”的顶点。在乾隆前中期，天下太平，国库充实，清朝的版图也由此达到最大化。

但是呢，这个气运之子有时也没有那么好运，在乾隆刚上位那会儿，中国就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乾隆八年，号称是中国史上最热的一年，这一年热到什么程度呢？

仅仅12天的时间，京城内外就有11400人热死！

现在的夏天，貌似一年比一年热，每一年，电视上都会报道某地罕见高温、中暑身亡的新闻，倘若不是有空调、风扇和冰箱这些现代玩意，恐怕有不少人会热到昏厥。

很难想象，在古代，人们若是遇上了极热的酷夏，又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乾隆八年的夏天，也就是1743年，京城就迎来了一段持续几个月的高温天气，究竟有多热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从1743年6月份开始，全国就进入了往年三伏天的高温，7月14日后，京城的气温便一直持续在40度以上，到7月25日，气温一度飙升到了44.4度，地表温度更是达到了65度。

而在这短短12天的时间里，京城近郊和城内有1.1万人中暑而亡，华北地区的情况也同样严峻。

关于乾隆八年的高温，清朝的地方志多有记载：

《续东华录》有述：“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

在《浮山县志》中则称：“五月大热，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者亦有热毙。”此浮山便是今山西浮山县。

《高邑县志》记载：“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 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是今河北石家庄的高邑县。

法国传教士、天文学家宋君荣（原名A. Gaubil1）在寄回巴黎的报告中记述：“北京老人称，一生都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种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经难耐，而且很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情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暴毙，然后在路上、街头或者室内被发现，基督徒们为其祷告”。

宋君荣还称“奉皇帝命令，官吏们在街上和城门分发药物”、“高官统计，7月14日至25日，北京已有11400人热死。”

实际上，当时全国有多达48个地区向清廷上报了“热灾”，以至于乾隆都不得不下“罪己诏”，称：“自五月杪以来。谕、京师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怅。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之后，朝廷又下拨了一万两白银，并嘱托官员给热病的人家“添盖蓆棚，给予冰汤药饵，无致病暍”，甚至还赦免了狱中罪行较轻的犯人。

从这些地方记载和乾隆的反思中就能体会到，乾隆八年的夏天，是真的要热死人！

一朝天子尚且热得头昏脑涨，更别提天下的平民百姓。普通人家一没有冰室，二没有避暑山庄，屋内像蒸笼，屋外似烤箱，躲在重阴处都感觉像火烧，连铅锡都热到变形，渴死的，热死的，更是不计其数。

而且，古代没有高温补贴，即便是连续一两个的高温，人们还得外出工作，在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做半个月的苦力活，可以想象有多煎熬。

更加要命是，热浪过去之后，各地又得面对大旱灾带来的饥荒。其实，在乾隆八年开春的时候，天气就很不对劲了，气温颇高，降雨稀少，所以这次旱灾几乎是持续了整个上半年，最终导致多地颗粒无收，由此产生的灾民达190万人。

针对于此，朝廷从8月开始，就在各州县发放赈济的口粮。截止到第二年，清朝共发放了127万石粮食，平均一个县5万石，一个人100斤左右。由此可见，当时清朝的国库的确很充实。

说到这，大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上文提到的高温数据，都是谁统计的呢？这些数据准确吗？

根据目前的考证，有关于1743年高温天气的数据记载，是由宋君荣测定的。

当年，他用新式酒精温度表，以列氏温标记录了京城的高温天气。这是以法国科学家列奥米尔命名的温标（1731年），比瑞典天文学家摄尔修斯的摄氏温标（1742年）早了10多年。

1731年，列奥米尔将水的冰点定为0°R，而沸点是80°R，这个温标曾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流行，后来逐渐被摄氏温标取代。

根据宋军荣的记录，1743年7月25日15点半，北京的气温达到了35.3°R，相当于44.4℃，而从7月20日起，每天的气温都超过42℃，直到7月26日早间下了一场小雨，最高温才见到了31.9℃，从那之后，恐怖的高温天气才告了一段落。

在乾隆八年之后的200多年里，我国虽然也遇到过极热天气，但都没有那一年气温高、持续久。不过在近些年，随着全球的升温，这个记录似乎有望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