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耿 来源：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
董老的风骨正气
所谓“骨气”，在辞书中有如下解释，一谓“有执守(即遵守、选取之意)，不随俗。”(见《辞源》)；二谓“有刚强不屈的气质。”(见《辞海》)；三谓“有气节、志气。”(见《汉语大词典》)。我们的董老就是一位具有以上多层含义的很有骨气的人。
早在幼年时代，董必武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就受到正直、俭朴、诚实、刚毅等品德的教育。他的父亲董基文，虽然是一位以教书为生的穷秀才，但性格爽直，好打抱不平，在社会上以耿直闻名。他不仅鄙视趋炎附势的人，自己也不因家境清贫，而高攀达官贵族。每逢年节，也不到官府、名门家等处拜访，甚至当官府仰慕董基文的才学，聘任他为县劝学所所长时，他也因为不愿意与官府同流合污，只干了几个月就拂袖而归。他父亲表现出来的这种骨气，对董必武产生了甚为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土之后，在历次革命浪潮的洗礼中，董必武的骨气在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展现。本文只从他几个不同的侧面，谈谈董必武表现出来的骨气。
在对待传统习惯上，他有敢于向世俗挑战的勇气和骨气。
董老一向对功名看得很淡，1903年，他在黄州府试中考中了秀才，这在封建社会是获得功名、进入仕途的开始，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按照黄安世俗的传统习惯，考中秀才的人回到县里，乡亲邻里不仅要在县城东门放鞭炮迎接，还要送礼祝贺。而考中秀才一家则要大摆宴席，请客谢礼。然而董必武却认为中了秀才“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置这种传统习俗于不顾，故意悄悄地绕道回到家中，还要父亲既不请客，也不收礼。
董必武这种敢于向传统陋习挑战的精神，不要说是在乡约族规极为严酷的封建社会，即便是在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敢于向世俗挑战的勇气，没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骨气，是很难做到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男人头上留的辫子，按照清朝的规定，谁要是剪掉头上的辫子，谁就是反对朝廷，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董老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头上的辫子剪了下来。这一行动，不仅表达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更是表达了他要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不怕当朝官府砍头的革命骨气。
在面对敌人的监禁上，董必武表现出他那大义凛然、刚强不屈的骨气。
董老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并多次谒见了孙中山。1912年春，由于袁世凯篡国，孙中山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1915年5月，窃国大盗袁世凯欲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年6月，正在日本的董必武，受孙中山的派遣，和张国恩一起回国策动军阀军队反袁。董老秘密抵达武汉后，即与驻武汉南湖炮兵团团长、革命党人李愈久谋商策动军队反袁之事。谁知，当董必武等人一回国，就被密探盯哨跟踪，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摆脱密探的跟踪，他暗暗地潜回黄安县城，并以替教书的四叔代课为掩护，待机活动。那知不久因叛徒告密，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逮捕入狱，囚禁于黄安监狱达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黄安县署反复威逼董必武要他承认是“奉乱党头子孙中山之命回鄂，负责串通驻扎在武昌南湖炮兵团起事造反，反对袁大总统称帝。”并准备以此罪名解押省府法办。当此杀身之祸在即，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刻，董必武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始终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严词批驳、使敌人始终抓不到董必武活动的确实把柄，加上地方知名人士四方营救，为董必武出狱担保，才让王立廷答应将董保释出狱，但又规定董必武出狱之后不许离开县城一步。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密令全国地方官吏加紧监视和镇压革命党人，董必武再次以上述罪名，被黄安县知事王立廷第二次逮捕入狱。后因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董必武才得以出狱。这两次监狱生活，董必武在敌人淫威面前，始终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骨气。
在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上，董必武的骨气，又表现在他那临危不惧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上。
从1937年到1947年，董老在国民党统治区，整整战斗了10年。在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无时无刻不是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敌特抓去坐牢、拷打，乃至牺牲的危险。特别是1946年11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之后，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同志，由董老率领，继续战斗在虎狼窝里。董必武走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就跟踪盯梢在哪里。
1947年2月的一天夜晚，董老的汽车开进上海代表团驻地马思南路，汽车刚一停下，几个便衣特务就围了上来，蛮横无理地说：“你们被监视了！”董老鄙视地扫了特务们一眼，气愤地将帽子一摘，厉声喝道：“闪开，我们要进去！”然后径直走进小楼。第二天清晨，当办事处的同志们起床一看，才发现包围办事处的不光有特务、警察，还有荷枪实弹的宪兵。这就意味着办事处已被国民党包围软禁。面对这一严重局面，董老立即提议召开党支部大会，对办事处全体人员再次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董老在分析形势以后说：“我们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漏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带头与敌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记者打电话到办事处询问情况，敌特不让我方人员接电话时，董老怒斥道：“我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是同你们蒋委员长谈判来的。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同记者接触？”特务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好同意我方人员接电话。董老则借机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让记者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共代表团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监禁之事，使我方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终于在1947年3月7日，胜利地返回延安。
来源：荆楚日报
编辑：李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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