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塞斯
泛日耳曼主义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杰作。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哲学教授是其最坚定的倡导者。这些人使大学生们转向泛日耳曼主义。很快，大学生毕业后就制造了更多皈依者。作为高中教育领域（著名的德国文理中学和同级别的教育机构）的教师，作为律师、法官、公务员和外交官，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从事他们传播泛日耳曼主义的事业。
所有其他阶层的人都曾在一段时间内抵制新观念。他们不想有更多的征战；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正如民族主义者所鄙视的那样的，他们是自私自利之徒，不愿意牺牲，只想享受生活。
流行的理论认为容克阶层与军官、大企业和财团、中产阶级是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发起者，这不符合事实。这些群体起初都强烈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雄心。但是，他们的抵制因为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而白费力气。在德国，已经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作家了。因此，支持民族主义的作家和教授们很容易征服舆论。很快，年轻人从大学和其他层级更低的学校中卷土重来，说服了泛日耳曼主义者。十九世纪末，德国几乎一致支持泛日耳曼主义。
工商业主和银行家多年来一直坚定地反对泛日耳曼主义。他们比民族主义者更熟悉外国的情况。他们知道，法国和大不列颠并不腐朽，德国想征服世界非常困难。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危及其对外贸易和投资。他们不相信巡洋舰能够完成商旅任务并带回更高的利润。他们害怕大增军备预算的后果。他们想要的是增加销量，而非战利品。但是，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让这些富有的反对者缄口是很容易的事。所有重要的政府职位很快都落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手，而这些人都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在奉行国家控制主义的国家中，企业家们听任官场的摆布。官员们享有决定那些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实际上可以随意毁掉任何企业家。他们不仅有权让这些反对者闭嘴，甚至还有权迫使他们为民族主义政党捐款。在商人行业协会中，监事（执行官）是至高无上的。这些监事都曾泛日耳曼主义大学教师的门徒，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他们总是互相较劲，试图显示自己比其他人更激进。因此，身为商会成员利益代表，他们却试图通过成功斡旋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来取悦政府官员，并拓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日耳曼民族主义并不像Marx主义者所坚称的那样，是“军备工业的自私的阶级利益之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十九世纪70年代，除了克虏伯（Krupp）工厂（原注：德国在1870年法德战争中拥有的5艘铁甲战舰中有2艘是在英国建造的，2艘是在法国建造的。直到后来，德国才建立了国内的海军军备工业。）外，德国只有规模相对较小且利润不高的军工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资助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自由撰稿人。他们与大学教师们更有影响力的宣传鼓动没有任何关系。自十九世纪80年代以来，大资本投入军需工业，与其说是德国扩展军备的原因，不如说是扩展军备的结果。当然，每个商人都支持可以增加其销量的趋势。“肥皂资本”渴望更多清洁业务；“建筑资本”渴望更多的住宅需求；“出版资本”渴望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军备资本”渴望更庞大的军备。各行各业的短期需求主张了这种态度。然而，从长期来看，需求增长会导致更多资本流入蓬勃发展的行业，新企业的竞争会削减利润。
德国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供奉给军事开支，相应地减少了国民收入中可供个体消费者自己消费的部分。因为军备扩张增加了军工企业的销售量，所有其他工业门类的销量就相应地减少了。更机巧的Marx主义者并不坚称民族主义作家受到了军工资本的贿赂，而是说这些作家“无意识地”支持了军工资本的利益。但这意味着，他们也同样“不自觉地”伤害了更大一部分德国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利益。据说， “世界灵魂”（world soul）违逆哲学家和作家们的意志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迫使他们按照演化的必然趋势所描绘的路径调整其思想观念。那么，是什么使得“世界灵魂”如此偏袒地支持某些实业门类，而牺牲其他更多的门类？
诚然，自本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德国资本家和企业家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德国所有其他阶层、群体和阶级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是诸如拉加德（Lagarde）、彼得斯、朗博恩（Langbehn）、特雷茨克（Treitschke）、施莫勒、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瑙曼（Naumann）这类作家的杰作。
柏林宫廷、容克们和贵族军官并非一开始就同情泛日耳曼思想。霍亨索伦家族及其扈从一直致力于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和提高德国在欧洲的威望。他们实现了这些目标，已经心满意足。他们不想再要更多东西。他们急于维持德国的等级秩序，保留朝廷和贵族的特权；与为主导世界而斗争相比，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他们不热衷于建设强大的海军和进行殖民扩张。俾斯麦屈从了殖民计划，但他并不情愿。
但是宫廷和贵族没有能力成功抵制知识阶层支持的流行运动。他们早已丧失了对公众舆论的一切影响力。他们从击败自由主义这个最要命的敌人中获得了好处。但他们自己对新的国家控制主义思潮后来居上毫无贡献；他们只是从民族心态的变化中获益了。他们将民族主义观念视为某种危险。泛日耳曼主义满口称赞旧普鲁士及其制度、保守派作为自由主义对手的能力、陆军和海军、军官和贵族。但是，民族主义心态中有一点不为容克们所喜，那就是赞成民族主义的布衣爱干预外交政策和军事议题，似乎对他们来说，这就等同于民主和革命。他们认为，这有些放肆。在他们眼中，这两个领域是君主的专有领域。虽然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国内政策所给予的支持取悦了容克，但后者认为泛日耳曼主义者对“高级政治”有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忤逆。宫廷和贵族甚至怀疑人民是否有权利称颂政府在这类领域的成就。
但是，所有这些顾虑都只限于老一辈人，只限于新帝国建立之前就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威廉二世及其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是民族主义者了。新生代无法使自己免受新观念威力之影响。学校向他们灌输了民族主义。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入政治舞台。当然，当他们身任公职时，他们必须灵活变通，留有余地。因此，政府一再公开斥责泛日耳曼主义者，严词拒绝他们的建议，尽管政府私下同情这些建议。但是，因为官方与泛日耳曼主义者在终极目标上完全一致，这类斥责和拒绝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第三种反对激进民族主义的组织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的政治组织——“中央党”，既没有准备好，心态上也不适合对抗一次巨大的观念演化。它面对问题的办法是屈从于每一种流行的潮流并试图利用它实现自己的目的——维护和改善教会的处境。中央党唯一的原则就是天主教主义。对于其余事物，它既无原则也无信念，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取得成功。根据情况变化，它时而与新教保守派合作，时而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时而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18年，它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推翻了旧制度，随后在魏玛共和国中继续合作。但是，1933年，中央党又打算在第三帝国中分享纳粹的权力，纳粹挫败了这些企图。当其提议被拒绝时，中央党不仅感到失望，而且愤愤不平。
中央党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工会体系，这成为它最宝贵的辅助力量之一。中央党急于称自己为工人党。因此，它认为自己有责任促进德国的出口贸易。德国公共舆论普遍接受的经济观念认为，增加出口的最佳办法是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实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既然德国的伪经济学家视进口即吃亏，出口皆获益，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展示德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促使外国人购买更多的德国货。由于大部分教授教导大家，无论谁反对增加军备都会加重失业和降低生活水准，作为劳工政党的中心党无法有力抵制极端民族主义者。此外，它还有其他考虑。在泛日耳曼主义的征服计划中，首先标示要吞并的领土主要居住着天主教徒。吞并这些领土必然增强帝国中天主教的力量。难道中央党会承认这些计划不合理？
只有自由主义才有能力对抗泛日耳曼主义。但在德国已经没有自由主义者了。
译注：
（1）克虏伯是19到20世纪德国工业界的一个显赫的家族，其家族企业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克虏伯兵工厂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之一，二战后以机械生产为主，1999年合并蒂森公司，成为蒂森克虏伯公司。2009年约有17万6000名员工和426亿欧元的年营业额。
（2）世界灵魂，也译作世界精神，哲学术语，指某种其统合原则作用的普遍精神或灵魂。虽然许多早期希腊哲学家将世界看作一种观念（principle），但柏拉图首次认为国家这个概念与世界的关系就像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德国哲学家谢林将这个词用作一个统一的原则，关联所有有机和无机生命。在19世纪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中，世界灵魂或者绝对精神，或者其他类似的术语，被用以描绘人类历史演化的神秘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3）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年11月—1891年12月），德国圣经学者和东方学学者，有时被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学者之一。作为保守的政治理论家，拉加德强烈支持反犹太主义，反基督教，种族达尔文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他的态度被视作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影响力的支持。
（4）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1856年9月—1918年9月） 德国殖民统治者，探险家，政治家和作家，也是东非德国殖民地（现代坦桑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建立的主要推动者。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拥护者，他对土著居民的残暴态度使他在世时就成为最具争议的殖民者之一。
（5）朱利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1851年3月—1907年4月）是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史学家和哲学家。尼采好友。反对平民运动和自由民主，赞成贵族体制和民族主义。
（6）海因里希·冯·特雷茨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年9月—1896年4月）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政治作家和德意志帝国时期国家自由党国会会员。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德国殖民主义和反对大英帝国。他还反对德国境内的天主教徒，波兰人，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
（7）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1873年施莫勒在主持成立“社会福利政策学会”的大会上公开接受德国曼彻斯特学派讽刺新历史学派的称号——“讲坛社会主义”。他一直吹捧俾斯麦。19世纪末施莫勒曾受到奥地利学派C.门格尔的批判，展开了著名的“方法论论争”，又受到M.韦伯（1864—1920）的批判，展开了“价值判断论争”，暴露了施莫勒的伦理的历史主义经济学缺乏独自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对个别史实的记述和史料的汇集。
（8）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年9月—1927年1月）德国英裔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及瓦格纳传记作家。《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中称他为“种族主义作家”。1908年，与瓦格纳的女儿结婚。他创作的《十九世纪的基础》成为二十世纪泛日耳曼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后来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
（9）瑙曼·海因里希，Naumann Friedrich（1860年3月—1919年8月），政治家和牧师，日耳曼民族主义者。1896年瑙曼建立民族社会协会，鼓吹社会平等和民主的帝国，最终没有成效而于1903年解散。1895年创办《救助》杂志。1919入选魏玛国民议会。
（10）中央党，又称天主教中央党。德国天主教徒政党。前身为19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于普鲁士邦议会的一个天主教政治派别，1870年12月正式成立。因其议会党团的席位处于帝国议会大厅中央，故称。1871年3月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六十三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同年，因联合德国各分离主义势力，反对俾斯麦政府，导致俾斯麦发动反教权主义的“文化斗争”。1876年后斗争以妥协告终。20世纪初发展为帝国议会中人数最多的政党。该党常摇摆于政府反对派和支持派党团之间，左右政府的政策。1909年与保守党联合，形成所谓黑蓝联盟，反对改革。1918年德意志帝国崩溃后，改组为“基督教人民党”。后又恢复原名。1920年后为主要执政党。1933年解散。
——摘自《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