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饱经风霜的历程。

在这段历程中，有三个罪人。

他们手握重权，却差一点就将中国推向亡国的深渊。

他们究竟是谁？又做了什么？

步入二十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背负着沉重的耻辱与哀伤。

而与这份耻辱脱不开关系的，是一位在中国晚清史上充满争议的女人——慈禧太后。

慈禧，出身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

1861年，咸丰帝驾崩于热河行宫，幼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彼时，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户部尚书肃顺为首的八位重臣，被委以“赞襄政务”之重任。

然而同年深秋，一场宫廷政变悄然上演。

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䜣，迅速瓦解了这一辅政体系。

八大臣或遭革职，或遭不幸。

政权更迭，慈禧太后则以垂帘听政之姿，掌握了国家命运的舵盘。

从此，开启了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作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掌舵人，慈禧太后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探索、维新思想的涌动以及新政的尝试。

然而她却始终未能引领国家，顺利步入近代化轨道。

甲午战争的惨败，如重锤般震撼着中国社会，成为推动维新思潮高涨的催化剂。

维新变法，其核心在于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体制：精简官僚机构，重用改革派人才，激励民间工业与教育的兴起，引介西方知识，促进思想解放。

初时，慈禧太后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并未明确反对。

然而，维新派急于求成、全面改革的激进主张，令慈禧感到不满。

特别是那些对她统治地位的冲击，彻底激怒了她。

慈禧不仅囚禁了光绪帝，更迫使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英勇就义。

这场原本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在慈禧的铁腕之下，最终化为泡影。

慈禧对洋人充满愤恨时，义和团运动打着“助清排外”的口号，在北方兴起。

起初，慈禧是打算剿灭义和团的。

但很快，她就视义和团为可利用的棋子，用来对付洋人。

她错误地以为，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能够一雪前耻。

于是不顾双方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直接向11国宣战。

这一冲动而短视的决策，最终引领国家走向了灾难的深渊。

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是一场震惊寰宇的浩劫。

与过往多数精心策划的战争不同，慈禧太后所触发的这场冲突，显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且在这场混战中，清军与义和团非但未能形成合力，反而陷入自相残杀。

八国联军逼近京城后，慈禧仓皇西逃至西安。

1901年10月6日，她又坐着火车回到北京。

此番“体面”的重返，是《辛丑条约》屈辱妥协后得到的。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语，更是令国民痛心疾首。

这份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偿金额最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重的不平等协议。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纵观慈禧的政治生涯，比起引领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她更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皇权稳固。

洋务运动兴起，她能直观感受到西方科技的威力，因而给予支持。

但当维新运动触及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时，她就迅速采取了镇压措施。

清王朝的专制皇权与近代中国追求的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而慈禧太后对皇权的追求，使她难以跨越这一鸿沟，更无法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而第二位便是袁世凯。

戊戌变法，袁世凯与维新派分道扬镳；

义和团反帝运动，他是残酷的镇压者；

辛亥革命，他又将革命的果实窃为己有，复辟帝制。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都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损害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位。

表面上虽高举“共和”旗帜，实则暗藏复辟帝制之心。

他频繁提及“统一”，实则以此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制。

同年8月，在“统一”的幌子下，他竟对武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痛下杀手。

次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力主组建“国民党内阁”。

此举触动了袁世凯的敏感神经。

为扫除集权障碍，他策划了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杀害宋教仁。

并以此为契机，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将革命派污蔑为“乱党”、“暴民”，大肆迫害。

京城之内，因军政执法而丧生者数以千计，监狱人满为患。

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更是肆无忌惮。

他接连废除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至此名存实亡，仅余“民国”之名。

自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严苛法令，如《报纸条例》、《出版法》等。

旨在严密控制民众言论、思想，严禁政治结社与集会，对革命党及人民实施高压统治。

最终，他更是公然复辟帝制，自封为“洪宪皇帝”，将个人野心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

有人误以为，袁世凯政府施行了“宽松治理”，实则不然。

从袁世凯掌舵临时大总统，至宋教仁遇刺的一段时间，社会确曾有过欣欣向荣的图景：实业复兴，国货备受推崇，民主氛围浓厚，各类政党、社团、报界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然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辛亥革命，在于帝制的摒弃与民国的初建，而非袁世凯之功。

镇压“二次革命”、强行“统一民国”之后，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愈发显露无遗。

1913年下半年，北京多家报纸如《日日新闻》、《民国报》等相继遭封。

地方上亦是如此，浙江一地，便有五家报社难逃厄运。

袁世凯的所谓“宽松”，不对民主制度，而是对封建复古思潮的回流。

作为典型的旧时代封建官僚，袁世凯深受封建残余思想束缚。

他的思想观念没有历史进步，始终是封建专制体系下的产物。

1912年9月，他执掌临时大总统之职半年后，便发布了旨在“尊崇伦常”的诏令。

其目的，就是要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

此举催生了孔教会、孔社等一系列尊孔复古的组织。

它们以“捍卫圣道”为旗号，一时间声势浩大。

随后，袁世凯更是身体力行，倡导尊孔读经，并亲自主持了祀孔、祭天等仪式。

从根本上来说，袁世凯对封建复古逆流的这种“宽松”，实则是其复辟帝制的前奏。

这不仅未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反而是在逆流而上，企图将国家拉回封建专制的旧轨。

因此这一时期的“宽松政策”，实际是历史倒退的先兆。

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职位后，外交局势十分复杂。

而袁世凯的策略，就是依赖帝国主义，以稳固其日益显露的帝制野心。

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

他们的野心，是借袁世凯的力量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与控制，从而维护并扩张在华利益。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协议，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污点。

该协议中，中国的行政自主、军事防御及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核心权益，都被袁世凯拱手让予日本。

此举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出卖，迅速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愤慨。

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对国家尊严的极大侮辱，群情激愤，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第三位便是汪精卫。

“一二八事变”，汪精卫麾下的粤军主力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此可见，汪精卫初时也如众多中华儿女一样，对抵抗日本侵略，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彼时，汪精卫公开声明，表达了他坚决抗日的态度：“哪怕日本派来百万军队，他们也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谈判！”

然而到了1933年岁末，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汪精卫却笔锋一转：他以明末与后金议和的将领袁崇焕来自喻，可见其内心思想的变化。

历史的转折，往往令人唏嘘。

这位曾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国府领袖，最终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公开倒向日寇，沦为傀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人所不齿的大汉奸、卖国贼。

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提供便利。

他积极配合日军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仅罢免了蒋介石总统职权，还妖魔化共产党，阻碍中国抗战。

此外，他还大肆捕杀和迫害抗日军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汪精卫走上了这条背叛民族、投靠侵略者的不归路？

基于“亡国论”的视角来看，汪精卫的确对战争结果，有着过于悲观的预判。

但这也只是他思想转变的一方面。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曾透露：蒋介石与汪精卫二人虽表面和气，实则针锋相对。

汪精卫一向自视甚高。

他觉得自己在党国资历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功绩。

除了国父孙中山外，他认为党内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不承认其他任何领导人。

然而，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就未能形成一个严密有序、执行有力的组织结构。

即便在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这种情况也未能得到改善。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这是国民党内部心照不宣的事实。

相反，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借助黄埔军人集团的支持，得以不断扩张势力范围。

最终，实现了以军控党、控政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汪精卫被选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很快让他认识到现实的严峻。

1926年3月，蒋介石先斩后奏，借“中山舰事件”之名反共。

然而蒋介石如此举动，却完全没有在事前告知汪精卫。

此举让汪精卫倍感屈辱与不满。

身为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他，就这样被蒋介石无视了。

此事之后，汪精卫还试图挽留颜面，下令扣留蒋介石。

可惜，却没人遵从他的指令。

同年5月，他以“治病”为名离开广州，随后又以“责己不责人”为借口引咎辞职。

然而，辞职背后的无奈，显然远胜于表面的自责。

说到底，是自视清高的汪精卫看不上老蒋，却又在争斗中屡屡败于老蒋之手。

他感到威严受损，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受制于人，因而被迫妥协、逃避了。

对一贯争强好胜的汪精卫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此之后的政治博弈中，汪精卫但凡遇到不利局面，就以健康为由选择出国或休养。

这种应对方式，也预示了他后来投敌叛国的必然。

接下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大概也是一种“饮鸩止渴”。

汪精卫不缺钱，不缺地位，不缺影响力，何以要投敌？

应该说，很大程度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

他不在意这份权力是否“有毒”，他需要的是权力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

汪精卫的自信与勇气，使他得以成为“反清勇士”，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革命灯塔”。

可深陷政治困境时，他懦弱自卑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因而自暴自弃、反复无常。

毛主席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身处顺境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就像急性病，让汪精卫在狱中挥笔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慷慨豪迈的诗句；可一旦遇到逆境，急性病愈，就变成了保守主义、逃跑主义。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为个人权欲所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屈从于日本人。

曾经辉煌的政治经历，最终却以“民族叛徒”与“中国史上最大汉奸”之名落幕，令人唏嘘，令人愤恨！

参考文献

刘大胜《慈禧太后的政治上位与人生败笔》

郑会欣《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

王璐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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