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对人物和剧情都作了较大的改动。这里的人和现实中的人性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不会听从有关部门的命令，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情。在小说中，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似真似幻的状态，但在影片中，三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却是一条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吴孟达领养韩朵朵，这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毕竟大家都是由一个联盟有关部门来安排的。

小说中的剧情有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逃亡时期，人们通过私人观测，发现四百年来太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相信氦闪电是一个阴谋，他们开始怀疑联合有关部门和指挥部关于流浪地球的计划，并以叛乱的方式将五千人处死。但接下来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文学家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叛乱的设置既反映了刘慈欣坚定的科学理性信仰，又表现了他对人与人之间感情、感情的悲观态度，同时也是对不合理的群氓的讽刺。地球派使人类逃过一劫，但最终还是被当众处死；人类最后能活下来（或者说目前），一方面是因为科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机缘巧合。

不可否认，其中的科学性与理性太过冷漠，而其中缺乏人性的联合有关部门制度，更是让生活在末日阴影下的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影片就把这一段，放在了感情上的救赎。影片将“流浪地球”这一审美形象转化为“拯救地球”的英雄形象，尽管最后还是靠着技术、靠着理智去拯救世界，但是，理智的背后，却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与意志在驱使着英雄的行为。相对于那些针对硬派科幻类读者的小说而言，这种设定更能被主流影视观众所接受。刘慈欣回答：不管科技是恶是恶，只要人的终极目标不在于维持人性，而在于繁衍后代，科技就不算恶。

江晓原与刘慈欣最大的不同，就是

前者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而后者则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差异，在刘慈欣后来提出的一项思维试验中，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我三人（江晓原，主持人，刘慈欣），那么，我们三人，将承载整个人类文明。

理智和感情本就是一体两面，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如果把哪一面压得太紧，那就太危险了。因此，在影片中，太空站的智能机器人“莫斯”曾告诉吴京：“人类要彻底遵从理性，那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这说明，人与机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与机械的不同之处，在理智和技术上的进步，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才能让人活得更久。

他曾经说过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依赖技术来克服灾害，更多的是从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刘慈欣自己是个坚定的无神论主义者，但他还是认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缺乏一种宗教情怀。有句话说，哲学为科学之母，哲学的思索达到了最高境界，就是宗教。正如他所言，在浩瀚的宇宙中，想要从一个星球到下地方，至少要花费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无数的生命逝去，又有无数的新生命诞生。人类文明只是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