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但皇帝的想法可能受到反对。也就是说，人们唯一能够影响的只是皇帝脑子里的某些念头，而非皇帝手中的实际权力。

即使中国古代推崇“文臣死谏”的良臣理念，但进谏并不意味着约束皇权，仅仅是臣下基于某些判断希望皇帝能够收回成命。

这样的政治实践，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均无制约皇权的可能。

儒学能够限制权力吗？换言之，儒家学说是否能够真正限制专制权力？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思想限制权力，或，用观念制约权力。但这本身就违背了权力的一个基本原则，只能以权力制约权力。

所以这就注定了儒学在政治上的绝大部分努力必然都是一种彻底失败的尝试。儒学引入政治，即便没有扩大皇权，至少也没有限制皇权。

因为当皇权达到客观的绝对程度时，无论是儒术还是法术，其结果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儒家主要关心的是皇帝的责任，而非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唯有法家提出了一种像模像样的权力理论。

但其局限也很明显。先秦法家所谓的君主对权力的独揽，并没有认真考虑到伴随着领土面积的扩大和体制构架的变化，君主个人是否有能力真正做到独揽一切大权。

所以法家的话语背景是在一种国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君主政治形态中展开的。而在国家规模相当庞大的政治形态中，君主对权力的独揽将遇到哪些原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是谁也不知道的。

因为国家变大之后，会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版图或空间的扩张，也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数量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同时性重叠交汇中，制度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即权力限度将因空间而变化。

这种在空间扩展中变化的权力体系就是所谓的中华专制主义自身内部的形态性差异和变异。

李斯等所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其实说的就是王权依据礼制所具有的权力限度。

即空间上不过千里。一旦超出这个千里界限，天子就不再能够行使其支配权。

相形之下，秦统一六国以后，以天下为郡县，可谓“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个范围已远远超过千里，而直达万里之遥。

在这种万里疆域之内，天子凭借法度却能够拥有绝对的权威。显而易见，法度的力量绝非礼制所能相提并论。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都与法度有关。

从手段看，由于“法度不明”，“五帝三王”只能“假威鬼神”；从结果看，由于“法度不明”，“五帝三王”的统治便必然是“不久长”。

这二者的联系在于，合理的手段和满意的结果都需依赖于法度的确立。总之，国家规模急剧扩大之后，法度统治效力绝对优越于礼制统治效力。

这就意味着，从千里王国到万里帝国，这中间的跨度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形态的转换。即礼制的弱控制必须让位于法度的强控制。

在这里，权力与空间就发生了关系。从直观表象层面看，权力在空间中的一般意向就是高、大。

权力在空间中的高度和广大与权力在社会中的崇高和庞大完全一致。秦始皇就充分运用了这个“空间政治学”原理。

他在咸阳大兴土木，集六国宫殿于一城，就体现着煌煌皇权一统六合而在空间上所展示出来的无限扩张的极权欲望。

至于阿房宫就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豪华奢侈和富丽堂皇的政治建筑。出身秦吏的萧何不但知道户籍地图的实际重要性，而且也懂得宫殿建筑的皇权象征性。

萧何对皇权体制下宫殿的权力性本质体悟极深。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就把皇宫建筑所蕴含的象征性寓意说得明明白白。

毫无疑问，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但秦帝国皇权政体的建立则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即当权力在巨大空间中不受限制地肆意扩张时，空间又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着权力的性质和形态。

与此同时，一种服务于这种新型政治形态的意识形态也在相应地建构起来，从而有效地实施着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

显然，从制度和思想层面看，权力与空间的对应和组合，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形成。

其基本原理是：权力只能在一定的空间内存在和行使，如果超出原有的空间限度，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权力体系。

从历史上看，这种新的权力体系无异是一种更加庞大和复杂的权力体系。它最大的特点是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这种技术支持实际上是一套发达的官僚体制。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将全国信息送达皇帝手中。

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专制皇权就依赖于这种官僚体制的技术支持。它要求秦始皇一天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

所谓“，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我更倾向于把这看成是对官僚体制所必须的技术能力的一般要求。

反观魏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齐王“听计，计不胜听……俄而王已睡”，秦始皇称得上是一位勤勉之君。

尽管它被一些方术之士讥讽为是贪得无厌的表现，同时又被一些学者视为勤于政务的体现。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新型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必然。权力的集中同时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

君主必须在享受专制的快感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够承受专制的疲倦和苦役。因为这是一把专制的双刃剑。

法家对此提出的对策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因为君主“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

然而秦始皇这种工作狂般的勤政，证明了一个有为之君在一架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既有选择的机会，也有驾驭的能力。

在这种绝对皇权的体制构架中，秦始皇当然也完全可以不看这么多文件，但这样一来，集中权力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专制皇权对皇帝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当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时，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完全可能使他为所欲为。

这样一来，皇帝反而很可能就会无心或干脆不愿处理繁杂的政务。比如秦二世就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

这样的话，原来属于皇帝的权力就会被其他人所窃取。“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輒决于高。”

但就其本质而言，被窃取的皇权仍然还是皇权。所以“事无大小輒决于高”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并没有什麽两样。

它都是一种专制权力的表现。它同样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从这个角度说，宦官专政，外戚擅权，女主称制，权臣独裁，都是皇权政治的常态。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权力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专制权力本身仍然是完整的，只不过它没有名正言顺地掌握在皇帝手里而已。

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戴皇冠的人在行使着皇帝的权力，其合法性同样不容置疑。比如，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陈平、周勃都说，高皇帝平定天下，分封子弟，那么吕太后称制，同样有这样的权力。

这种现象既不是皇权的变态，也不是皇权的扩张，而是皇权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能够有机会接近皇帝，并进一步控制皇帝，或直接行使皇帝的权力，那他就是一个实际上的“皇帝”。对于这种“皇帝”的权力，没有人可以提出异议。

另外一种可能是，皇帝的权力既然是无限的，那麽进行权力转移的最好办法就是愚弄和欺骗。

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说明，皇帝权力并不始终掌握在皇帝手里。以皇帝为中心的一小群人都有可能阴差阳错和时间长短不等地分享皇权。

在这个意义上，皇权便成为皇帝和他身边的人之间来回传递和转移的一种动态的权势和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专制权力不会受到丝毫削弱。这正像赵高专权和吕后称制时，他们的权力一点也不比任何一个皇帝小一样。

由于人们在思想上无条件承认皇权的绝对与至高无上性，因而在此基础上，皇权就可以得到在观念上得到不同形式的表达。

所谓“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这反映出赵高对皇帝权力的深刻认知。

可谓是谁控制了皇帝，谁就是“皇帝”；谁能行使皇帝的权力，谁就是“皇帝”。事实上，当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这个人的原来出身和身份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拥有这个最高权力，并能自然得到人们的认同。因为世俗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从最高权力皇帝到一般官僚，都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阶层或集团。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出身，都不足以成为某个人攫取最高权力的障碍。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所以赵高和吕后行使皇帝权力，这本身就是皇权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