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张黎执导的电视剧《少帅》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以张学良的生平为蓝本，以自传体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这位东北名将张学良波澜壮阔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学良的出身注定其人生轨迹与众不同，身为北洋军阀张作霖之子，他承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与民族担当。

然而，检视其一生，荣耀与低谷交织，赞誉与指责并存。

在九一八事变中，他轻易放弃东北三省，遭受广泛谴责。而在西安事变中，他挺身而出，劝谏蒋介石，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这一行为又让人深感敬佩。

他自己也因此被国民党软禁长达半个世纪，其遭遇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直至1990年，已近九十岁的张学良终于重获自由。

人们对于这位昔日的英俊少将充满好奇，媒体纷纷前来采访。

提及蒋介石，他仅以“有大略无宏才”一言概括。至于记者询问他生平最敬佩的人物，张学良答道：“我一生中敬佩的人非止一位，而是三位。”随后，他透露了这三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他未曾见过面的人。

这三位究竟是谁？他们有何等魅力，令张学良如此敬仰？

一、从平民到传奇人物的张作霖

在张学良眼中，父亲张作霖是一位既勇敢又谋略非凡的人，他从小到大都是张学良十分敬佩的对象。

张作霖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奉天省海诚县，他的父亲却是个不守规矩的赌徒，因沉迷赌博而引发纠纷，最终被乱棍打死。

自幼，张作霖便随母亲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

家境贫寒的孩童往往早早学会独立，张作霖便是如此。为了生计，他曾售卖烧饼，学习木工，做过货郎。尽管生活艰辛，他却逐步磨砺出多方面的技能。

这段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日子，也极大地丰富了张作霖的人际交往经验。

随后，随着母亲的再婚，张作霖开始跟随继父学习相马技艺。

继父在当地以兽医闻名，不仅马匹诊疗技艺高超，更具备识马的独到眼光。他只需绕马一周，便能准确判断马匹的品质。

张作霖求知若渴，而他的继父亦对他的聪慧赞不绝口，将他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在掌握相马和医马技艺的同时，张作霖更进一步，掌握了骑马技能，甚至青出于蓝，技艺更胜一筹。

日复一日的刻苦磨练，使得张作霖的驾驭马匹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的调教下，马匹不仅听话，而且能够日行千里。这一卓越的技能让他赢得了当地一位地主的好感，这位地主甚至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一事件成为了张作霖未来事业腾飞的关键起点。

婚后，岳父为他介绍了几位江湖上的豪杰，他们各有所长，仗义疏财。张作霖凭借这些英雄豪杰的支持，招募士兵，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最终成为了东北地区的主宰。

张作霖的骑术在当时堪称无人能敌。每当看到父亲骑马驰骋，张学良都会感到无比自豪，对父亲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除了卓越的骑术，张作霖精准的射击技巧也让张学良深感钦佩。

历经常年身处险恶的枪林弹雨之中，张作霖的射击技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当他的手握紧枪管，四周仿佛便只剩下了枪膛中的子弹与瞄准的目标。

每一次拉动扳机，总能精准地命中心中预定的靶心。据张学良所述，在一次军队的演习中，众将士们都渴望一睹统帅的枪法风采。

张作霖兴致勃勃地指示部下在一百米外摆放了一排靶子，随后挺立身姿，目光坚定地凝视前方，缓缓抬起手中的枪，准备开火。他无需刻意瞄准，神态自若地扣动扳机。枪声响起，远处的靶心被命中，紧接着，一个个靶子都被他的射击“一网打尽”。

张作霖的射击技艺高超，百发百中，令在场众人皆感到震惊与赞叹。

然而，骑术精湛与射击了得不过是张作霖的辅助技能。他在东北称霸多年，关键在于他深谋远虑的智慧和对于时局的精准把握。

张学良在谈论其父时，曾评价道：“我父亲是一位极其精明且手段高强的人，他擅长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我所无法比拟的。”

在那个中国正遭受外敌侵略的时期，作为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深知进退有度的道理。

他行事果断且圆滑，为人处世既得人心又维护自身利益。

他明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与侵略者正面交锋，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张作霖愿意扮演日俄两方的中间人，在其中巧妙周旋，游刃有余。

张作霖的圆滑手腕是东北主权得以持续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关键，也促进了当地工业与经济的繁荣。

同时，张作霖深谙世事，深知民众对政权的重要性。

他始终铭记自己的出身，处理事务时从未脱离群众，并经常教导张学良秉持“忠民爱国”的理念。

显而易见，从默默无闻的绿林好汉到权势显赫的大军阀，张作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执行力。

遗憾的是，在对抗日本人的斗争中，张作霖因坚持己见而激怒了日本人。1928年，他在乘坐火车经过皇姑屯时，不幸遭遇日军埋设的炸药袭击，导致重伤，最终不幸去世。

在动荡的年代，张作霖凭借其深远的谋略和灵活的策略，逐步攀升至权力的顶峰。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其子张学良，对父亲的智慧与谋略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他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二、文武双全的一代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伟大领导者，尽管张学良与他未曾有过面谈，但张学良对他的宏图大略十分敬佩。

193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向张学良描述过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

斯诺曾在陕北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并被毛泽东的人格特质所吸引，他渴望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传达给好友张学良，以激发张学良的思考。

斯诺表示：“毛泽东并非如国民党所描述的那般不堪，实际上他是一位具有宏大视野和深邃智慧的人。他所能够给中国带来的变革，或许会超出你们的预期。我真心希望你能有机会亲自去见见这位伟人，或许他能为你提供许多见解，帮助你找到为父亲复仇的道路。”

张学良与斯诺交往已久，深知斯诺的诚信，因此陷入了深刻的沉思。

实际上，张学良在不久前已经感受到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力量的强大。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张学良将尚不熟悉的共产党组织视为阻碍，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对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发起了围剿。

东北军在数量上拥有显著优势，且装备精良。

自信满满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以为能够稳操胜券，却未曾料到，即便红军仅有简陋的小米和步枪，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巧妙部署和指挥下，仍旧成功地击败了东北军的三支部队。

当张学良收到前线的电报，他迟迟无法置信这一局面。

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实现逆境翻盘，扭转战局的？

自那时起，张学良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深思他所率领的东北军的未来道路。

在好友斯诺的引导下，张学良找到了更为清晰的方向。

他开始深入研究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与思想，不仅消除了对共产党的误解，更是对其救国方案深感认同，并逐渐萌生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

1936年，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局势撰写了一封题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公开信。信中对东北军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剖析，令张学良深感震惊。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学良未曾想到，毛泽东竟能迅速洞察东北军的形势，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东北军当前最明智之举便是与共产党部队联合抗日，避免被蒋介石所利用。

毛泽东的论述真挚动人，剖析得条理清晰，让张学良颇有“身在此山，不识其真”的感慨。

此前，张学良一直被固有的思维和策略所束缚，幸得毛泽东的指点，方才意识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抵抗日本侵略者才是当务之急。

张学良不仅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表示敬佩，而且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除了合作，张学良甚至萌生了率领东北军加入红军的念头。

他深知，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不过是表面文章，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那些所谓的友情便会瞬间崩溃。

共产党的救国策略极为高瞻远瞩，加之毛泽东等杰出领导人的引领，共产党无疑能够将中国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然而，毛泽东巧妙地拒绝了这种“满腔热血”的行动。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将其视为心腹大患，急于将其消灭。

若在此时期公然接纳东北军，这支庞大的军队必然会引起蒋介石派遣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届时，国共两党将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甚至可能让日军趁机渔翁得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话语让张学良豁然开朗，这不仅加深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胸怀广阔、品德崇高的总理周恩来

每当谈及周恩来，张学良总是充满怀念之情。

他曾明确表示：“我与周恩来是极好的朋友，这份情谊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尽管两人真正相处的时光仅有半个月，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仍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们不仅坦诚相待，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周恩来也成为了张学良一生中最为敬佩的三人之一。

在深入了解共产党之后，张学良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念头。

在中共党员李克农的安排下，1946年4月9日，张学良乘坐飞机抵达延安，与早已在此等候的周恩来进行了会面。

在众多等候的人群中，张学良迅速辨认出了周恩来。根据他的回忆，周恩来气质非凡，正气凛然，眼神锐利，充满智慧，挺拔的身姿更是彰显了他的非凡气度。

初次相见，两人便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对周来的评价是，他反应迅速，待人真诚，胸怀宽广。由于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这段友情迅速升温，仿佛是遇到了久违的知己。

在那一晚，双方就中国当下的状况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停止内战、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议题上达成了深切的共识。

然而，张学良心中存有一丝疑虑，那就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持续的敌对态势。他思考着如何能让国民党放下仇恨，站到抗日的前线，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深知张学良的顾虑，于是他条理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国共之间的分歧，根源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这与共产党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在外敌当前，我们内部的矛盾不应成为阻碍。唯有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敌人，中国才有希望。这不仅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的底线所在。”

张学良深表赞同周恩来所言，他深知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在此刻已不合时宜，因此认为设法劝阻蒋介石转变策略才是当务之急。

此次会晤中，张学良与周恩来共交谈了长达五个小时，双方均感到意犹未尽。

会晤结束后，为展现保家卫国、共赴国难的坚定决心，张学良从行囊中取出珍藏多年的中国地图赠予周恩来，并命令手下提供大量银元、法币等物资以支援共产党。

周恩来亦被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所打动，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

1936年年底，在多次苦劝蒋介石未果后，张学良与杨虎成将军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强硬措施，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

他们精心策划，将蒋介石困于西安城内，对其施行军事劝谏，迫使他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构建。

彼时，国内舆论哗然，要求除掉蒋介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张学良犹豫不决之际，周恩来再次以冷静的头脑对其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若此刻杀害蒋介石，国民党内部将陷入混乱，各地势力必会纷纷起事，这反而会对抗战联盟的形成造成更大的不利。

周恩来的一番话如梦初醒，张学良被他的宽广胸怀和卓越见识所折服。

随后，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谈判与协商下，蒋介石同意暂时放下党派之争，结成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堪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张学良未曾料到，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之际，蒋介石却布下了周密的陷阱，将他拘禁并送上了军事法庭。

周恩来在听闻张学良将为蒋介石送行的消息后，震惊不已，激动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站起身来说：“大事不妙，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

他急忙召唤了一辆专车赶往机场试图阻止，然而已经为时已晚。

自此，张学良丧失了自由，在蒋介石的软禁下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始终铭记着这位旧友，屡次在国共谈判中提出释放张学良的请求，但遗憾的是，这些请求都未得到回应。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曾致信被囚禁于台湾的张学良，劝慰他保重身体，告诉他世事无常，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有一天他们还能重逢。

这封信历经多年才最终送达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审视着信中那刚劲有力的字体，回忆起自己与周恩来之间深厚的友情，不禁感慨万分，也更加敬佩周恩来崇高的品格。

张作霖、毛泽东与周恩来三人对于张学良的影响，不仅是暂时的，而是贯穿一生的。

张作霖的圆滑人际交往技巧，毛泽东的前瞻性思维和远见，周恩来非凡的智谋与真挚的情感，共同构成了他们非凡的吸引力。

这种敬仰之情不仅限于张学良，同样存在于所有熟悉并认识他们的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