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坚持反腐倡廉，向来对贪腐零容忍，对于贪官污吏，民众也恨之入骨，然而上世纪90年代，山东一位市委书记的倒台却让万千民众开了眼。

该贪官被捕后，当地许多有头有脸的企业家立马宣称，愿不惜代价地替他打官司，使其免于牢狱之灾；即便是在其坐牢时，竟也有许多平民百姓自发前来探望。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哪里出了差错，把好官冤枉成贪官了？

今天的主角名叫胡建学，于1991年6月至1995年1月任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

被任命时，胡建学年仅42岁，对如此级别的干部而言，这样的年龄已经算是“破格提拔”了。年轻的他一上任便拿出了十足的干劲，常对下属强调：“要有开拓精神，四平八稳就什么都干不成！”

他把“跑项目”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跑不到项目？那就证明你没本事，不能胜任职务，我们换人。

胡建学非常喜欢搞建设，他在任的几年里，许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泰安市的城市面貌可谓日新月异。在不少老泰安人眼里，这几年便是这座城市发展最快的几年；胡建学落马后，不少人感叹：您瞧，胡书记这一走，泰安发展又停了。

胡建学也是实打实地做了一些好事的，例如他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大量公路、学校、工厂等设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泰安市民的生活；此外，笔者从一些说法中得知，泰安市农村民办学校教师此前是没有编制的，正是胡书记的一纸政令，才让这些教师得到了编制。

仅从上述来看，胡建学似乎真是一位好官，可事实上，他的另一面极为可怕。

胡建学早年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值得拿出来吹一辈子。

众所周知，在我国有个词叫“铁饭碗”，对许多寻常百姓而言，它算得上是人生的终极追求了，而胡建学端起“铁饭碗”几乎没费吹灰之力。

1965年，中学毕业的胡建学选择报名入伍，退伍后被分配到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水利局参加工作。彼时的他年仅18岁，便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稳定收入，这令亲朋好友都艳羡非常。谁承想，他几年后的一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毫无征兆地辞了职，不干了。

胡建学另有打算：原来在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许多人趁机鱼跃龙门，实现了人生跨越。而被“困在”小县城的他大概有些不甘心，认为自己的人生不止如此，因此决定搏一把。

那个年代考取大学的难度无需赘述，而社会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也远不像如今这么多，胡建学不但扔掉“铁饭碗”，此后非但不打工挣钱或创业，而是重新拿起课本当学生，如此“倒行逆施”的做法实在令人想不通。

然而最终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为叹服：他一举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进山东省计委工业处，层次一下子就翻了几番。

乍看这只是一部“逆天改命”的励志史，实则透出了胡建学的秉性：有才干、魄力，但同时也有着极大的野心和欲望——一旦后者失去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胡建学的到来，领导十分重视，毕竟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一翻履历还是退伍兵，那叫一个根红苗正，岂能不重点培养？因此从一开始，胡建学的仕途就进入了快车道。

1987年10月，年仅27岁的他便已官至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副厅级干部。

坐在新办公桌后不久，胡建学便体会到了身份地位变化带来的好处：同事突然变得亲切友善起来，其中不少人还会时常带来一些东西，如一盒普通香烟，或是一个打火机。

同事解释称这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间的一些小意思。见这些小礼物也不值几个钱，远算不上“违反纪律”，胡建学便毫无顾虑地收下了。

此时，年轻且单纯的他并不嫌弃这些礼物廉价，相反十分高兴，认为这种形式的交往很有意思，能使同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让工作更有效率。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也会送一些回礼，殊不知闸一开，洪水便一发不可收拾。

几年后的一天，胡建学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东明县宣传部获得一笔十万元的拨款。作为感谢，对方送来一台录像机，他毫不犹豫地笑纳了——这台设备的市售价比他一年的工资还高许多，即便胡建学对此心知肚明。

他甚至有了这么一种感受：收礼或送礼能够迅速拉近与对方的关系，能让工作更顺利地进行，这能叫“贪腐”？某种意义上，他反倒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

你不送，我不拿，项目落不了地，城市怎么发展，当官的怎么替老百姓谋福祉？

1991年6月，42岁的胡建学升任泰安市委书记。有意思的是，即便他的年龄比别人都小一截，下属们却对他服服帖帖，因为大伙儿很快便发现，这年轻的一把手实在是位狠人。

某次在跟下属交代工作时，胡建学讲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

“到了咱们这个级别，就没人能管得了了。”

正如先前所讲，胡建学很看重“政绩”，在他看来，上马项目的数量是政绩好坏的一个显著体现。因此，他鼓励下属多跑项目，甚至把它列为考核的一个重点——跑不来项目，你的官也基本做到头了。

此外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比结果更重要，为拿到项目，他甚至默许乃至鼓励下属们行贿受贿。在他看来，只要政绩拿得出手，用一点“非常手段”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甚至把自己的“政绩”编成一本书，起名为《登泰山更知天下阔》，后来被调查时，他拿出这本书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这样一位“一把手”的熏染下，胡建学时期的泰安官场沆瀣不堪，苍蝇老虎横行霸道，他的几位副手也是各有各的绝活。

如时任泰安市委副书记的孔庆祥，此人为金钱可以没有底线，甚至连职位都能明码标价。在谈项目时，孔庆祥更是深入贯彻落实胡书记指示，只要项目能落地，什么事都敢去做，因此深得胡建学赏识和器重。

时任泰安市委秘书长的卢胶青则是胡麾下的又一位大将，此人已有恃无恐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肆意挥霍受贿所得的钱财，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每天都穿得珠光宝气，乍看像是一位土豪大老板，哪还有半点人民公仆的模样？

当然，苍蝇不叮无缝蛋，想要进入胡建学的法眼，成为他们圈子里的人，行贿还必须会看眼色讲分寸。

当时有个人名叫汪德海，此人把“手段”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时任泰安市泰山区人大主任的杜传岐南下考察，恰好碰到了汪德海。在了解到彼此为同乡后，汪自称是成功商人，邀请对方一同游玩，在短短3天内疯狂消费数万元，还赠送两条纯金首饰。

此举令杜传岐对汪德海的实力深信不疑，得知对方有意衣锦还乡、回老家办企业后，主动表示能“开绿灯”，实际上充当起汪德海的保护伞。

后来经调查，汪德海根本不是什么商人，而是一无业游民，当时在深圳已是走投无路，正打算回老家躺平混吃等死。

在泰安经营多年，胡建学显然已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王国”。从此人的诸多材料看来，笔者认为胡一方面是为了刷政绩，然而另一方面，他或许是真心想要看到泰安发展的。

胡建学年轻，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眼界上要更加广阔。他认为城市就应该高楼林立，充满现代化气息，因此大兴土木。然而，毫无节制的建设严重超出了泰安市财政的承受能力，反倒对城市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到了后来，他已经到了肆意妄为的地步，例如修了一座岱湖大桥，本意并非为了方便民众出行，而是听了风水先生的建议，修了这座桥，他就能官至副总理——“岱湖”即“带胡”，带他飞黄腾达，图个吉利。

泰山上的弘德楼，也是他的手笔。

总而言之，胡建学就像一位年轻得志的独裁者，心中所谓的“抱负”远远超出了能力。

他和同僚的腐败引起上级部门注意，得知下属被调查，胡建学竟拿出了轻蔑的态度，公然放话称：“竟敢在泰安动我的人！”

讽刺的是，当真做出反击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抵抗形同虚设，只能看着得力部下一个个倒台，最终轮到自己被叫去“喝茶”。

东窗事发后，执法人员从胡建学家中搜出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1.6万元，其中有50多万元现金被整整齐齐地缝在被子里。面对如此之多的票子，胡困惑地表示：自己收的钱太多，实在想不起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了。

1996年6月，胡建学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

此外，卢胶青被查出受贿总额约37万元，孔庆祥受贿总额约12万元，就连杜传岐这种级别的干部，居然也能敛财数万元。

贪官落马本是众望所归的好事，然而，事情的后续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

胡建学倒台消息传开后，泰安民众一片哗然。有许多企业家公开为他站台，表示要请最好的律师替他打官司。

许多百姓更是愤愤不平，这其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接替胡建学的新市委书记害怕重蹈覆辙，在政策上过于保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引起民众不满。人们开始怀念胡建学，甚至有不少人自发地前往看监狱探望。

有人在谈及此事时直言自己想不通：一个大队书记都比胡建学贪得多，只要能替老百姓办事，拿点好处算得了啥？一个能干实事的贪官，可比一个清廉的庸官强太多了！

当然，干部的能力与清廉并不该被摆在对立面上；纪律是一条红线，谁都不该去触碰它。

经过敲打，胡建学本人倒是彻底清醒了。

在看守所里，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错，每当电视上播报有关他的新闻时，他非但不会躲避，反而让狱友都来看，并告诫大伙儿一定要以他的所作所为为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