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饥荒。这些饥荒的过程和因果以往公众知之不详。近年来，一批苏联时期的政府档案相继解密，披露了三次饥荒性质上的连续性，显示出极端性社会危机与苏联政权最终解体的因果关系。

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离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出于应急，却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延续了下去，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 “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却高得惊人。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而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1946：人民死于胜利之后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二战之中，这场大饥荒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却并未随着卫国战争胜利而结束。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战后重建期表现得更明显，而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

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引发了农业歉收，而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随着冷战帷幕拉开，苏联不仅未曾寻求国际援助，还坚持从国内运输大批的粮食支持战后新盟友东欧国家，比如1947年苏联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由原先协议规定的40万吨增加到6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