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在人世与地狱之间，隐藏着一重模棱两可之门：罗生门。
该词源出日本，被用来指喻事实与假象的纠缠。1950 年，日本电影《罗生门》上映，影片讲述一位武士被杀，随后，围绕谁是杀害武士的真凶，强盗、死者的妻借死者亡魂来做证的女巫，以及目击者樵夫，各方都基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给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从而使得这起凶杀案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在小说和电影的叙述中，罗生门作为一种隐喻，仍然有被发掘真相的可能；但在几千年浩瀚迷离的历史长河中，罗生门则指向难以复原的支离状态，以及不同利益立场者的叙述纠缠。就此而言，历史的阐述，本质上就是一场拉锯于罗生门的话语争夺战，所以，拨开历史的迷云，如何尽可能地接近并还原真相，是历史阐述者面临的重任。
01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十一月，在原来陈朝的疆域内，一场旨在反对隋朝统治的叛乱全面爆发。
婺州、会稽、苏州等地均有人举兵起义，抓住隋朝官员后当场开膛破肚，甚至割肉吃掉。
面对蔓延开来的血腥暴乱，隋文帝杨坚只得调整统治策略，将主管江南事务的扬州大总管换人，换来了晋王杨广。由此开始了杨广驻防并治理江南的10年生涯。
杨广一反父亲的高压政策，对江南实行怀柔政策。他利用当地望族充当说客，劝谕造反者归顺，兵不血刃就夺回17座城。相当快速而有效地化解了反隋风潮。
他不像父亲那样，任命关陇士人镇压江南士人。他比较注重江南人自治。在他的扬州大总管府中，聚集了一批江南才学之士，比如王胄、诸葛颖、虞世基虞世南兄弟等。他们都是梁、陈旧朝的官员，又是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聚集在杨广周围，影响着杨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希望杨广能够成为江南地区利益的代言人。
后来，杨广登上帝位后，开凿大运河，建设江都宫，三幸扬州。这些作为，都是为了巩固他在江南乃至整个帝国的势力，促进南北统一融合。
但在正史中，却被“游乐无度，荒淫无道”八个字概括掉了。
诸如此类，出于动机上的诋毁，在传统史书中随处可见。
还是开凿大运河这件事，打通了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对中国此后1300多年的王朝历史居功甚伟。传统史书却一概说，这是隋炀帝为了巡游玩乐才干的，甚至具体到说他就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嘛。
又比如营建东都洛阳，杨广的本意是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广大地区的控制，维持帝国一统。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认为，是杨广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才启动了这项巨大的土木工程。把建东都的原因，归结为杨广的迷信和昏庸。
因为他是亡国之君，他干的任何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在动机上都是十恶不赦的。
中国从有历史叙事开始，就假定了一个历史事实：亡国之君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儒家的君主养成课中，一个好君主如果亡了国，那它教君主为善的整个理论基础就站不住了。所以，亡了国的君主，只能是，必须是坏君主。这就造成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制造出来的伪史”，为了达到说教、资治的目的，一个亡国之君在后来一代代史学家的记述中，坏事越做越多，人品越来越坏。
大业十四年（618），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
得到杨广的死讯后，已经起兵的李渊“哭之恸”，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然而，仅仅四年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李渊坐稳了江山，遂将杨广的谥号从“明帝”改成了“炀帝”。
到了唐太宗在位期间，名臣魏徵遵照李世民的指示，组织力量修《隋书》，定下的指导思想是“以隋为鉴”。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朝国君掌握存亡治乱的规律服务。
基调已定，杨广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历代官修史书的残酷就在这里。
02
北宋景德四年（1007），出身名门的郭皇后去世后，宋真宗开始运作心爱的女人刘娥当皇后。
然而，这一动议招致了群臣的抗议。不是因为刘娥人品有问题，而是出身有问题：“章献（指刘娥）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
宋真宗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刘娥为皇后的诏书，并许以荣华富贵。杨亿当场拒绝，说这是对自己祖上的羞辱。
不仅如此，群臣还一致推荐沈才人当新皇后，推荐理由依然无关人品，无关是否贤良淑德，而是血统。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刘德妃（指刘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
直到三年之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刘娥成功“借腹生子”——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儿李氏担任宋真宗司寝，并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才终于“母以子贵”。
又两年后，刘娥总算冲破阶层的禁锢，被册封为皇后。
于是，讽刺的事情来了。
当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大宋的皇后，而且此后还成为执掌最高权力的皇太后，这着实让当朝的士大夫感觉到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
这帮士大夫怎么让自己好受一点呢？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史书中替刘娥粉饰家世，说她其实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将军，父亲是刺史等等，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们始终认为，一个来自底层的刘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这是大宋之耻，士人之耻；所以他们在现实中阻挠无效之后，便只能在史书中将她塑造成名门之后，只有高贵的血统才配得起他们的大宋，配得起他们的臣服。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胜利法。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年仅12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宋真宗遗诏尊刘娥为皇太后，“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娥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太后，开始了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生涯。
北宋一共产生过5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是第一个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她摄政期间，终结了宋真宗极端荒唐的天书政治，让朝廷回归正常状态；她先后六次下令严惩贪官，并掌握朝中高官所有亲戚的名录，严防裙带关系；她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一度改革茶、盐的官榷制度，实现茶、盐暂时局部的通商；她审时度势，独具慧眼地在川峡地区发行流通交子，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重要的是，她摄政期间，没有让少年的宋仁宗脱离政治，而是让他临朝听政，参与决策，学习执政手段。在她的指导下，宋仁宗积累了大量经验，后来，仁宗曾对臣下说，以前“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然识之”。宋仁宗成长为有宋一代口碑最好的皇帝，应该说跟刘太后的培养和调教是分不开的。
然而，历史的不公就体现在这里：与男性相反，作为女性，她越有作为，越想作为，她所受到的掣肘就越大，所得到的评价就越低。
北宋5个摄政皇太后，总体评价算不错，但刘娥是其中评价最低的一个。反而是最没作为、完全沦为旧党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工具的神宗朝高太后高滔滔，竟然被史书捧为“女中尧舜”，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高太后迎合了司马光一党的守旧主张，而司马光恰好是个杰出的史学家，如此而已。
这就是传统史书的惯常偏见，关乎阶层，关乎立场，更关乎性别。
03
我们在读历史之时，时常会不寒而栗——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如何记载事件”这件事让人感到恐怖。
换句话来说，历史书写是一种权力，它可以保存真相，也可以制造真相。
上面提到的，杨广的历史形象很大程度上便是唐朝为了否定前朝而刻意书写出来的，刘娥的历史形象则是在精英阶层与男权社会的双重凝视下塑造出来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蜀汉后主刘禅被写成“傻子”“弱 智”，但在当时人的眼中，他并非平庸之主。诸葛亮多次称赞刘禅“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要知道丞相可不是会拍马屁之人。
哪怕蜀汉亡国之后，蜀人对他也少有怨言。曾供职于蜀汉、后入西晋为官的李密有一次被人问道：“安乐公（指刘禅）何如？”李密说：“可比齐桓公。”那人不解，李密接着说：“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可见，在李密看来，刘禅稍次于春秋首霸齐桓公，有功有过，却不失为一代雄主。
明朝清官海瑞被塑造成一个古怪的官僚榜样，感觉除了道德高尚，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但实际上，海瑞以举人的出身而能在“进士多如牛毛”的明朝中期官场脱颖而出，成为影响全国的官员，其洞悉官场规则与具体的行政能力必有过人之处。
海瑞就是心术正，从头到脚的正人君子，不然，以他深谙官场斗争技巧的能力，为自己谋财谋官，那绝对是贪官中的贪官，奸臣中的奸臣。
总之，传统史书在书写一段历史时，要么出于立场考虑，要么受限于时代，必会对史料进行选择性记录或选择性裁剪。而我们作为读史者，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跳脱环境和时代限制，以超然与求真的姿态，尽力阐释一段历史之所以被这样或被那样记录下来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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