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泽源

作为一部戏剧影像，NTLive（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出品的《初步举证》已经在中国创造了奇迹。

《初步举证》

媒体在其上映前对它的票房预估不过一千万元左右，但上映两周后，它的票房数据已逼近三千万，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5。

没有考据过，这个9.5，是院线片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吗？

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市场对于无可争议的好作品依然有需求，即便它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电影，即便它的主演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拥有太高认知度。只要其主题与我们关心的议题接轨，只要其品质无可挑剔，好东西总有机会闪光。

《初步举证》与当下的电影相比也有其独特优势。我们时代的电影就算着眼于严肃议题，就算探讨议题的态度坦诚直率，依旧会在注意力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逼迫下，为影片加入一些令人分心的佐料，撕裂观众对于影片的观感。

而《初步举证》作为一部戏剧——进一步来说，作为一部女性独角戏——有着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戏剧艺术相对简约的本质，使得作品能够更纯粹地专注文本和议题本身，而不是议题周边的表面噱头；独角戏的形式，则为观众降低了对这个异国语境故事的理解难度，并且能够更专心地共情于主人公的表演。

当然，这种形式也为主演提出了巨大挑战。还好，朱迪·科默是一位现象级演员，她在接近两小时的表演过程中始终引领着这部戏的叙事和情感节奏，将观众紧握在手心。

除了饰演女主人公外，她还一人身兼故事叙述者（为其他人物「配音」）、场务（在表演中途自行调整道具和布景位置）和现场造型师（自己为自己更衣以标识场景与时间变换）等多重职位。能将所有这些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同时又丝毫不折损其表演的核心感染力，科默的表演基本功、爆发力与身体能量都令人惊叹。

苏茜·米勒创作的文本也同样出彩。《初步举证》有着鲜明的两段式结构：前一段中，律师主人公泰莎沾沾自喜地担任着司法系统维护者的角色，坚称只有法律真实而没有客观真实。作为辩方律师的她在对待女性性侵受害者时不动感情，只依照法律程序所框架的轨道行事，且对此做法毫无反思。

但影片中段发生的一场性侵，逆转了泰莎在整个权力系统中的位置。她原本信任这个她赖以为生的系统，并相信所有人的权益都能在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但在事件发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在性别权力秩序中不堪一击，并切身体验了女性性侵受害者在司法诉讼程序中面对的不公正处境。

泰莎的转变过程原本有可能显得咎由自取。在故事前半段，她嚣张跋扈宛如斯科塞斯电影中的有毒男人，打破第四面墙，向观众百无禁忌地输出着她某种程度上弱肉强食的犬儒观点：

世界的秩序便是如此，大家要么将它化为己用，要么因为无法适应而成为牺牲品；而我作为律师只不过像出租车司机，来者不拒，我不做价值判断，不掺杂个人感情，因为我信赖程序的有效性，如果个体与程序产生冲突，那只会是个体的问题。

但米勒并没有完全将泰莎塑造成不近人情的「混蛋」。通过一段家庭场景，她展现了泰莎的工人阶级背景（拥有一个家庭主妇母亲和一个酗酒的兄弟），从而简洁有效地让观众理解了泰莎的心路历程。作为出身中下层的平民，泰莎试图通过努力实现阶级跃迁，而社会系统也的确对其努力做出了回馈，让她成为了百里挑一的律师，并且过上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样一个个体怎么可能不对现有的社会系统满怀信赖？

然而当涉及性别冲突的事情发生在女性个体身上时，她们总会发现，不论自身的社会身份如何，她们本质上都是弱势一方。当性侵案件步入庭审阶段时，需要在法庭上自辩的不是大多数为男性的加害者，而是大多数为女性的受害者；媒体与公众舆论也往往将寻找完美受害者一事视为己任。所有这些现象，都指向了司法程序和社会舆论在面对性别问题时的本质性不公。

苏茜·米勒在面对此问题时直指核心：涉及性侵问题的法律条文在总体上是由男性写就的，因此他们在立法时不可能切身考虑到女性受害者的处境与感受，一代代女性的创伤，因此完全无法在这些条文中显形。而「完美受害者」概念在本质上也是被男权社会定义，所以每个女性性侵受害者在这个系统中自辩时，都会感受到深深的无力。

主人公泰莎和演员朱迪·科默在全剧结尾处直接向观众发声，号召改变。有些观众认为这部分内容过于说教，我对此并不认同。从狄更斯小说到肯·洛奇电影，再到疫情期间同样由朱迪·科默主演的电视影片《援助》，英国艺术作品长期以来都有着鲜明的社会介入传统，它们不满足于单纯作为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被鉴赏家品评，相反，它们总是直接向社会提出明确诉求。

《援助》

泰莎与观众的互动，为《初步举证》这部作品赋予了开放性和希望，也为台下或银幕外的每位观众提供了自省和觉醒的可能。

《初步举证》

有些作品遗世独立，等待着历史在多年后对其进行挖掘；有些作品则只争朝夕，寻求对世界产生即时而强烈的影响。

在面对像性别不公这样迫切需要改变的社会议题时，后者显然是我们更需要的作品，因为在每一分钟和每个角落，都有人正在被这样的不公秩序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