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从全国各地的战场俘虏了许多国民党军事将领，又在入城之际逮捕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高官，共计900多名。

一开始，这些有罪责的战犯都归属各地，之后为了集中管理，就将大部分战犯移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从1959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直到1975年，这26年间，先后共有7次特赦，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其中军事将领200多人。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

然而，这个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彻底执行。早在1950年，为了巩固新政权，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府曾经处决过五位高级的国民党将领。

他们身首异处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身上都有不可饶恕之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第一位要着重介绍的就是黔军军阀张卓，在顽固的国民党将领中，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张卓，又名永德，字叔达，家中排行第三，1891年生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说来，张卓也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他幼年父母双亡，靠胞兄张伯修抚养成人。

青少年时期，张卓被兄长送到镇远官立高级小学就读。

辛亥革命爆发后，军人的地位是扶摇直上九万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张卓又被送到北京清河军官学校学习。

随后，张卓更是远渡重洋，来到扶桑，进入日本成城士官学校。

1922年（民国十一年），张卓完成学业，回到国内。一开始张卓并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家乡的一个普通教员。后来，经朋友的举荐，张卓才到湖南讲武堂任军事教官。随后张卓又被提拔为中央步兵学校教育长。

在任时，张卓在校内独树一帜，不拉私人关系，上课时只带着一名随从副官。

步兵学校为张卓配备有一台专用的小轿车，但张卓从来不用，进出学校往往步行，也不让子女乘坐。其洁身自好的品行赢得了一大批学生的称赞，也为张卓积攒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当时，国民党各机关巧立名目，设立了许多根本用不着的“特别公关费”，专供军官自由开支，其实实质上就是“养廉银”的民国版本。

张卓则和别人不同，他公开宣布：“我当教育长一天，就一天不过问有关学校经济事宜，实行财会独立政策。

一次，军需处长罗涤生克扣军饷，还想拉张卓下船。张卓分文不取，反而撤销了罗涤生的处长职务。

之后，张卓卸任教育长，转任第一军军长，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请假回家，变卖了田产还清了学校所欠的薪金。

何应钦大为感动，指示军政部予以报销。张卓在步校任职十年，为国民党培养了师长以下军官近万人，蒋介石也称赞其才能，并亲书“艰苦卓绝”四字相赠。

抗战初期，张卓奉蒋介石的命令，带领第一军，驻扎在彬州、开封一线，封锁延安。

第三次反共高潮结束后，张卓投入到抗日的一线中，化名金钟，率领第三军（部队主干还是第一军），在潼关一线抗击日军。曾于灵宝、新乡大败日军，收复了大田、大营镇等失地。

解放战争期间，张卓没有直接同解放军对垒，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副主任，练起了新兵。

1947年，张卓当起了胡宗南的南部副司令，给胡宗南开出了一份“新兵计划”。不过令张卓没想到的是胡宗南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仅仅一年，胡宗南就兵败如山倒，而张卓则被胡宗南用吉普车运到成都、重庆而至遵义，旋即又被接到贵阳。

如果张卓的人生到此为止，被解放军俘虏，也不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可是张卓顽固透顶，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还保有一种“至死方休”的态度。一到贵阳，张卓还试图能转败为胜，利用自己的声望，组织了“贵州省反共自卫训练团”，分赴贵州全省各地组建力量。

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劝降的文件也发到了全国各地，然而张卓不到黄河不死心，依旧对抗解放军。直到贵阳解放前四天，张卓看大势已去，就返回遵义。

1950年，张卓焚灭证据，潜伏于遵义，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下，张卓被抓获。一年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假如说张卓的死令人有些可怜，是毁于政治运动的漩涡中，那第二位战犯杨清海就毫不令人惋惜。

杨清海和张卓不同，并不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恰恰相反的是杨清海早年曾投身于东北抗联，是杨靖宇手下的一名杰出干将。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张学良进行不抵抗政策，将白山黑水拱手让给了法西斯。

杨清海本是张学良治下东北的保安团的一名干部，日本人来了，杨清海就变节投敌。1940年，杨清海见抗联部队日渐强盛，又改换门庭，参加了抗联部队。

可毕竟东北抗联人少力孤，渐渐被关东军各个击破。在不断失败的气氛笼罩下，杨清海就带着不足一百人的部队，逃到了苏联远东地区。

二战胜利后，杨清海又返回东北，并加入了党组织。

然而，杨清海的个人生活作风又出现了问题。在他带兵进驻三江依兰县时，抓了地主阶级辛福夏。

辛福夏的女儿辛爱玉为了救出牢笼里的父亲，上演了一出美人计，勾引杨清海。辛爱玉也就此成了杨清海的小老婆，更令人气愤的是，杨清海醉心享乐，占用了日本大特务王秀峰的住宅。

上级领导多次苦劝杨清海改邪归正，可杨清海置若罔闻。

恰巧此时赶上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国民党特务范斌利用辛爱玉和杨清海的关系，试图将杨清海作为策反对象。

幸亏合江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发现及时，挫败了这一阴谋。

沈阳解放后，杨清海回到沈阳，伪装成一名无地农民。1950年，杨清海的身份被人发现，后被判处死刑。

陆荫楫的资历在国民党一众将领中是属于前列的，甚至蒋介石见到了陆荫楫都要称呼一声老学长。

他曾经是保定军校的一期生，和“小诸葛”白崇禧还是同窗。

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陆荫楫一毕业就被白崇禧邀请到广西，当上了骨干核心将领。

北伐时，陆荫楫带领广西炮兵，一路所向无敌。俗话说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同桂系的矛盾也在一天天扩大。

在“东征讨蒋”的过程中，桂系完全被蒋介石的政治攻势所打败，陆荫楫也不得不返回广西，暂避锋芒。

抗战后，陆荫楫并没有亲上战场，而是留守广西，担任副总参谋长。不久，陆荫楫率部前往大别山一带，会见了贺龙。

陆荫楫感叹贺龙的为人，还送了贺龙一件皮袄，作为纪念品。

解放战争时期，陆荫楫已经沦为了边缘人物，他的拜把子兄弟谷正伦邀请他前往台湾，然而陆荫楫却拒绝了好意，选择留在故乡。

1951年，陆荫楫家中突然来了几名壮汉，将他逮捕，送上了吉普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事后，他的家人曾一直托人寻找，却一直没有消息。

几年后，才得知陆荫楫已经被正法，原来逮捕的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公安部的办案人员。

经过查证，发现陆荫楫没有完全交代自己往日屠戮革命人士的罪行，又恰逢巩固政权的关键阶段，陆荫楫无奈做了刀下鬼。

邓子超，生于光绪年间，是江西石城人。早年曾进入黄埔军校就读，毕业于第一期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是蒋介石看中的“天子门生”。

不过邓子超也受到过马列主义的影响，还曾秘密加入过党组织。

然而邓子超不是“日久见人心”的坚定分子，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发动了“四一二”，邓子超也就投到了蒋介石的麾下。

此后，邓子超坐上了升官的快车道，很快就当上了上校团长。1935年，邓子超参加了国民党“剿匪”作战，大肆杀害苏区的红军战士。

抗日时，邓子超被蒋介石弃之不用，丢到一旁，只给了保安司令的闲散职务。

1950年，邓子超在江西赣州被抓获，因有屠杀江西贫农的历史，遭到江西人民的一致痛恨，遂不被宽大处理。次年，在江西于都被人民政府处决。

最后一位，光从长相上，就和常人不同。他名叫张国勋，1894年生于绥阳县洋川镇黄家湾。

幼年时，张国勋家境贫寒，是外祖母抚养其长大。

青少年时，考中了遵义中学。毕业后又进入贵阳蚕桑学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张国勋性格强硬，偶像是古代武林侠士，常常为乡民打抱不平。青年时，因拳打欺压百姓的地方警察，招来了祸患，不得已逃亡外地。

流落街头，张国勋在别人的引荐下，进入贵州讲武学堂，一毕业就受到上司赏识，在黔军任中校副官长。

1926年，张国勋奉命参加北伐战争，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徐州战役中，张国勋以“勇猛无敌”指挥在第一线，不幸负伤。

也凭借着战功，张国勋升任独立34旅参谋长，后驻防于贵州松桃。期间，张国勋还大力剿匪，做过一些对贵州百姓有益的好事。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举国一片沸腾，各地将领纷纷请战。张国勋积极要求抗日，奉命奔赴上海参加太仓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中，张国勋和官兵同甘共苦，构筑防卫工事，勉励官兵报效国家。

1938年8月15日，日寇沿江而上，大举进攻田家镇要塞。

张国勋指挥一营，率领机枪连以强大的火力，猛射敌舰，使日军伤亡惨重。

但日军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召唤了飞机狂轰乱炸，形成海、陆、空夹击之势。

张国勋依旧不畏强敌，不幸被敌人弹片击断鼻梁，伤及右眼。顿时血流如注，张国勋也昏倒在战场上。幸亏是警卫员将他背到掩体处包扎，才侥幸保住一命。

随后，张国勋被送往汉口法国协和医院治疗，换上了假眼球，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了独目将军。不过张国勋对国家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他能幸免于难，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张国勋也被处决。

参考资料

《抗日“独木将军”张国勋》 绥阳报 2015.09

《黔军总司令——张卓》 台江县志

《黄埔名将》 黄埔 郭珊珊 202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