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故事，总像老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刻着时代的痕迹。今天，我们听老党员田文宝讲述广东庄子村的过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深处的情感，以及岁月留下的人生感悟。

老党员的记忆：村庄与家族的交织

田文宝，70岁的回族党员，是广东庄子村的“活历史”。他的家族故事，像是村庄历史的一个缩影。先辈随林则徐禁烟来到新疆，落脚于米泉东宫村，后来父亲被过继到广东庄子村做长工，从此一家人扎根于此。广东庄子村曾由陈、马、佟、邢四大家族管辖，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村庄划归乌鲁木齐县四工乡管辖。

田文宝的母亲在土地改革期间担任妇联主任，她不仅是家庭的支柱，也是村里互助组制度的重要参与者。田文宝回忆起小时候，母亲常背着自己参加乡会。那时的村庄风景优美，路旁种满树木，却也面临自然条件的严峻考验——没有水库，夏天的洪水总是让村民担忧。

村庄的变化和家族的沉淀，终究在历史的洪流中交织成了一幅独特的画卷。

剿匪事件：英雄哥哥的短暂一生

说到村庄的记忆，田文宝总会提起哥哥田文生。那是1953年，新疆和平解放初期，乌斯满等匪徒煽动叛乱，给当地牧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解放军骑兵在剿匪中面临挑战，而田文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入伍，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戴花，成为了剿匪部队的一员。

有一次，田文生在守夜执勤时，击伤了一名乌斯满派来的探子。经过审讯，剿匪部队逐步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最终将乌斯满逼至北疆阿勒泰地区并成功擒获。匪首被擒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公审后枪决。

然而，田文生的生命却在短短几年后戛然而止。1957年复员回乡后，他先后在炼钢厂和“大食堂”工作，却因医疗条件差患上盲肠炎，于1962年不幸去世。田文宝回忆起哥哥时，眼中带着深深的怀念：“他是家里的骄傲，也是村庄的英雄。”

剿匪的故事，不仅是哥哥的牺牲，更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人为和平付出的缩影。

互助组与村庄的经济足迹

土地改革后，广东庄子村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粮食和工具，但物资分配不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互助组制度应运而生，村民通过合作弥补了各自资源的不足。田文宝的母亲经常参与互助组的活动，这不仅帮助了家庭，也让田文宝感受到团结的力量。

1955年，广东庄子村购入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这辆车的资金来自全村集鸡蛋和卖鸡所得。这不仅是一个村庄的经济进步，更是村民共同努力的象征。然而，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让这辆车被征调，青壮年也被选派到白杨河和铁厂沟炼铁。尽管如此，村庄依然在困境中前行。

教育与贫困中的挣扎

1959年，广东庄子村创建了第一所小学，位于马仁家的院子里。江苏来的欧阳先生成为了首任校长，而田文宝也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学习生涯。母亲为了照顾他的学业，特地申请回家。教育的种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埋下，为村庄的未来播撒了希望。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的袭来，让村庄陷入了更深的贫困。村民们以红高粱面“拨鱼子”为主食，排便困难成了常态；浮夸风盛行，亩产虚报导致粮食短缺，村民们春天吃榆钱，夏天吃苜蓿包子。这一切，像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了每一个家庭。

田文宝回忆道：“那个时候，犁地还用的是二牛抬杠，浇水全靠和平渠的山水。我们常常因为水分配问题争吵，但生活的艰难让我们学会了忍耐。”

个人成长与村庄变迁

小学毕业后，田文宝考入安宁渠公社中学，却因“文化大革命”停课。白天劳动，晚上自学，他热爱读书、书法、绘画和唱歌。1972年，他调至先锋大队贫宣队工作，后来又回到广东庄子小学任教，教授体育、音乐和美术。

田文宝的职业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成长，也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从四大家族管辖到解放后归属乌鲁木齐县四工乡，再到划归米泉县政府，广东庄子村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演变。村民生活逐渐改善，但仍受自然灾害和政策的深远影响。

历史的启示：从过去看向未来

田文宝对村庄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他认为，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浮夸风、机械化落后、土地贫瘠以及缺水。但他也强调互助组制度的重要性，它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村庄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田文宝感慨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权益保护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