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乐
本文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
前言1995年，我工作十几年的纺织机械厂要减员增效，留下来的人需要交五万块“贡献费”，对月工资不到三百块的我来说，这是一笔遥不可及的巨款，于是我只能无奈离开。
可我的发小刘卫东却咬牙凑齐了五万块，选择留厂，并对我说：“赌一把，或许还能有盼头。”就这样，我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到了如今，我们的生活更是天差地别。
01我是周建国，1968年出生，今年55岁。二十多年前，我在县里的纺织机械厂工作，那可是当时县里响当当的国营大厂。
厂里几千号工人，厂房连着厂房，白天机器轰鸣，晚上灯火通明，日子别提多红火了。
刚进厂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不真实，听母亲说，我们全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从没想过能端上“铁饭碗”。进厂的那年，我刚20岁，成了家里第一个在城里上班的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能在厂里干下去，拿着固定的工资、过着安稳的日子，等到老了还能领退休金。谁能想到，十几年后，这个饭碗就“铁”不住了。
我的发小刘卫东跟我一块进厂，他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家住我家隔壁，是个天生的“鬼点子多”。我们俩在厂里干的是同一个工种——设备维修。
虽然工作不轻松，但厂里包吃包住，工资又稳，日子过得让人心里踏实。可是到了90年代初，厂里的形势就开始变了。
先是原材料的供应出了问题，厂子接不到大订单了，接着工资开始拖欠，一开始只拖一个月，后来两个月，三个月都发不出来。
有一次开会，厂领导愁眉苦脸地说：“工厂经营困难，大家得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我和刘卫东虽然心里有点慌，但谁也没往坏处想。毕竟这可是国营厂啊，怎么会倒闭呢？
转眼到了1995年，下岗潮的阴云彻底笼罩到了我们头上，厂里贴出了一个公告，说是为了减轻负担，厂里要实行“减员增效”，把一些年龄偏大或技能不够突出的工人“内部退养”，而年轻人可以通过“自愿买断工龄”的方式离开，每人按照工龄赔几千块钱。
消息传开的那天，全厂沸腾了。厂门口挤满了议论的工人，有的人情绪激动，大喊“厂子不能这么对我们！”也有的人咬着牙，不得不接受现实。
那天晚上，我和刘卫东坐在厂宿舍里抽烟，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良久，刘卫东叹了口气：“建国，你说咱们咋办？厂子要真裁人，咱们还能去哪儿？”
我苦笑了一下：“还能咋办？咱们这年龄，出去又没别的手艺，谁会要咱？要是能留在厂里，肯定得留啊。”
可留厂哪是那么容易的。很快，我听说了厂里“内部”的小道消息——想要留下来，除了技术过硬，还得交一笔钱，作为“贡献费”。数额不低，差不多五万块。
五万块！在90年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每月工资不到300块，一家老小还指望我养活，哪里凑得出五万块？
刘卫东听到消息后没说话，第二天一早，他从宿舍里消失了。我以为他是去打听别的出路了，没想到晚上他突然回来，拿着一张存折，满脸严肃地对我说：“建国，我家里给我凑了五万块，我准备留在厂里。”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你哪来的钱？你家里不是也挺困难的吗？”
刘卫东叹了口气：“家里卖了两头牛，又跟亲戚借了一些，总算凑齐了。这厂虽然不景气，但我还是想赌一把。出去闯，不一定比留在厂里强。”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拍拍他的肩膀：“卫东，既然你决定了，就好好干吧。我不行，这钱我凑不起，只能认命了。”
02几个月后，我和一批工人一起接到了“买断工龄”的通知，厂里赔了我8000块钱，我拿着这些钱，背着行李走出了厂门。那一天，我站在厂门口，心里空荡荡的，感觉失去了所有依靠。
离开厂子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最开始，我尝试找工作，可没什么人愿意要一个30多岁、只会修机器的工人。
后来我听人说，城里建筑工地招临时工，不需要学历，也不要特别的技术。我没多想，就去了工地。
工地的活又累又危险，夏天顶着烈日搬砖，冬天踩着钢架扛水泥。有一次，我的手被铁板划破了，鲜血直流，可我不敢停下，因为工地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干得多才能赚得多。
那几年，我总是觉得浑身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可即便这样，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我存不下钱，更别说像刘卫东那样留在厂里“赌一把”。
后来，听熟人说刘卫东留厂后混得不错，厂子虽然效益一般，但那批留厂的人待遇逐渐稳定下来，还陆续涨了工资。几年后，厂里改制成立了股份公司，刘卫东当上了车间主管，家里条件也渐渐好起来。
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会想，当年如果我也能凑出那五万块，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想归想，日子还是要过，后来我咬咬牙，用攒下的工地钱开了个五金铺，专卖螺丝、电线、铁皮一类的东西。
刚开始生意冷清，但靠着我对机械的了解，渐渐有了固定客源。日子虽说不富裕，但比以前轻松了不少。
2023年，我55岁，五金铺的生意做得还算过得去，儿子也结了婚，我终于觉得日子有了盼头。这年夏天，久未联系的刘卫东突然来到了我的铺子。
他看上去老了很多，背有点驼，脸色蜡黄，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衬衫，完全没有我想象中“厂里领导”的气派。
“建国，好久不见。”他笑着说，眼里透着一丝疲惫。
“卫东，真是稀客啊！”我赶紧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杯茶。
聊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唉，建国，你不知道，现在厂子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前两年直接关停了。我们这些老员工，按最低标准办了退休，每个月才2500块，连生活都成问题。”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怎么会这样？当初你不是赌对了吗？”
刘卫东苦笑了一下：“刚开始确实好，可后来厂子不行了，什么股份、分红都是空话。现在日子难过得很，连看病的钱都不够。”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刘卫东当年留厂，我以为他会走上一条更好的路，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相比之下，我虽然苦过几年，但五金铺的生意稳定，再加上我在工地缴过几年社保，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早已过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送走刘卫东后，我站在店门口，望着夕阳西下的街道，心里感慨万千。当年我们一起走出校门、进入厂子，后来又因为一场下岗潮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今，再回头看，谁又能说得清，到底谁的选择更对？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未知和变数。命运给了我们不同的选择，有时看似失去，其实却是另一种成全。
如果没有当年的“被迫离厂”，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我。对于这一切，我只能说——我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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