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款让咱们又爱又恨的武器，恨是太多中华儿女倒在其枪口下，爱是因为，游击队队员或是咱们自己的战士，总是能用该武器消灭敌人。老照片中总是能看到咱们缴获武器时喜悦的心情。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最早的印象是在影视剧中，比如地道战中的镜头，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正“十一”式轻机枪的体验如何？这个就要从游戏中入手。游戏中这种枪支是本人比较排斥的型号，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因为射速太慢。如果你的射击精度差、控枪能力差。这个枪不推荐，基本是打不到人，也别提压制了。如果你以上两者都具备，大正“十一”式轻机枪简直稳如一条老狗。
当谈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时，有一件事需要特别注意：当时日本的本土枪械制造业不仅仅是刚刚起步，几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的。早在1543年，当葡萄牙人登陆种子岛时，他们带来了燧发枪…
建议大家去看当地燧发枪表演，威力巨大。
这张照片是从位于该岛的博物馆拍摄的，种子岛的名字也顺便成为了当地燧发枪的名字——种子岛火枪。
然而，在“闭关锁国”的期间，日本的枪械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所以，当19世纪中叶佩里准将率舰队抵达日本时，日本最常见的火器依然是燧发枪，而此时“西方的蛮夷”早已经历了燧发枪和轮发枪的发展，进入了雷帽枪时代，甚至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定装子弹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仅需要在几世纪的时间里追赶上工业的落后，还得从零开始建立工业基础（这需要专门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熟练工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在火器技术飞速进步的同时，加上许多被成功或失败的专利所阻挡，日本的追赶显得更加困难。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奇怪”的设计也不足为奇。
让我们跳转到稍晚的时间——1922年，本文的主角被正式列装。经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日本深刻理解了高度机动的自动武器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使用了法国的霍奇基斯Mle 1897和Mle 1900机枪，还仿制了自己的版本——三年式机枪。
然而，这款机枪仅其机身就重达26公斤，移动性极差。此外，由于日本6.5×50mm子弹没有显著的壳体锥度，导致子弹退出枪膛时阻力较大，机枪设计时不得不加入“补丁”——一个油壶，用来在子弹通过硬式弹夹或半硬式弹链装填时给子弹涂油。毕竟，这套系统原本是为锥度更大、容易退壳的勒贝尔子弹设计的，只有在机枪严重污染或子弹质量较差时，才需要用到润滑油。
手提式机枪的设计由南部麒次郎主导，他再次借鉴了法国的设计——这次是霍奇基斯Mle 1909机枪，由劳伦斯·贝纳和亨利·梅西尔设计。这款机枪重约12公斤，相比之下，更符合步兵班组中手提机枪的定位。
接下来，我们要回忆一下，无论在哪个国家，军队将领们都非常推崇一种理念——武器弹药的统一标准。这不仅是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合理的，甚至从作战效能上也有好处。然而，南部麒次郎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还要提到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适用于全世界：对多发、速射武器的需求已变得十分明显，但可更换弹匣的概念却让一些军官感到不安，认为它“昂贵且容易遗失”。例如瑞典的Ag m/42步枪，其配备的唯一弹匣仅供清洁时拆卸；或意大利的布雷达M30机枪，其弹匣并非可拆卸，而是通过特殊装置在铰链上充弹。这一时期的弹匣和弹链设计在大量生产中往往存在缺陷，有时甚至被迫适应不太合适但数量庞大的弹药（例如，英国的布伦轻机枪，由捷克ZB-26改进而来，适应有缘底的英国弹药时，尽管设计师对新弹匣做了种种改进，但仍难免遇到底缘卡壳的问题）。因此，南部决定彻底放弃可更换弹匣和贝纳-梅西尔机枪所用的弹夹。
相反，南部将机枪设计成可使用步兵使用的标准“有坂”步枪的桥夹，这意味着无需额外生产或装备，机枪手和步兵使用相同的弹药，且这些弹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在理论上是个绝妙的主意？的确如此——在纸面上。
于是，为了桥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弹仓，顶部敞开，桥夹横向一层层叠放在一起，并由弹簧杠杆压紧。必须说明的是，这根弹簧相当强劲，因此匆忙装弹时，装弹手有时会被弹簧夹到手指。
位于最底层桥夹中的子弹由梳状推弹器抓取。该推弹器通过两组互相垂直的凸轮槽，在每个自动循环过程中上升并抓取子弹，然后向右推进，将子弹推到送弹线位置，之后再下降，顺利回到初始位置。空桥夹则被下一发桥夹推下去。壳体由位于枪机箱左上方的敞开式弹壳抛出杆抛出——其后部由枪栓框在后坐时推动。
本来一切看似正常，但这样设计的机枪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向上敞开的泥土收集器。而这只是问题的一半：由于设计中仍然没有初步提取弹壳的功能，因此弹仓旁边依然安装了一个油壶。油壶中的油通过弹簧柱塞的锥形凹槽控制，柱塞会被下一个即将装填的子弹稍微抬起，允许少量油流下。
最有趣的是，统一弹药的构想并没有完全成功：机枪的枪管长度为442毫米，对于步枪弹来说太短，导致过大的枪口焰，因此不得不引入一种专门的“机枪弹”——“減少”弹（genso），即‘减装’弹。这种弹药后来也被用于96式机枪和日本军队的狙击手。
不论如何，射击场测试结果令军方满意——在大正十一年（1922年），这款机枪被正式列装，服役直到1945年。
此外，这款机枪还衍生出了不同的改型。1931年，基于此机枪开发了坦克版，去掉了枪托，扩大了弹仓，能够容纳10个桥夹而不是6个，并配备了低倍的“富冈”Tomioka光学瞄准具。有趣的是，坦克版91式机枪（根据日本的纪年法，2591年，即1931年）后来又回归了步兵用途，重新配备了枪托和两脚架。
（照片中，弹仓已被移除）
双联装的89式机枪同时扮演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既作为航空机枪供机枪手使用，又作为步兵的高射机枪。实际上，它就是两挺11式机枪，改为使用7.7毫米子弹（这种子弹是无底缘的本土版本，类似于英国的.303口径），去掉了枪管散热片，弹仓设计也进行了调整，旋转了90度，每个弹仓可以容纳9个桥夹（共45发子弹）。
同时，单管版本也在研发中，从89式テ-1型到テ-4型。
这款机枪并没有得到士兵的喜爱，这也不奇怪，因此在1930年代初，军方启动了更换计划——最终仍然是由南部麒次郎设计的新机枪获胜，并被列装为96式机枪。
然而，11式机枪并没有被立刻淘汰——其生产一直持续到1942年，因为每挺11式机枪的成本为585日元，而96式机枪则高达1125日元。再者，96式机枪同样有提取弹壳的问题，而“补丁”方案更为复杂：润滑油壶现在并不内置于机枪中，而是整合在弹匣装填机上。直到96式机枪改为使用7.7毫米子弹，并被重新列装为99式机枪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随着边界战争的爆发，11式机枪的样品也被送到了苏军手中。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军队的将军们都热衷于最大化统一弹药，特别是当时DP轻机枪的圆盘弹匣设计也让人头痛。因此，11式机枪的样品被送往科夫罗夫研究，以便为德加廖夫机枪开发类似的弹仓。然而，G.库宾诺夫和S.拉佐连诺夫设计的实验性弹仓最终也仅止步于实验阶段。
这里可以直接引用当时的苏联武器人民委员鲍里斯·瓦尼科夫的话：
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前两年，我们差点不得不为DP轻机枪更换弹匣。更确切地说，讨论的本质是要为这种武器创建一种全新的设计，即采用与机枪固定连接、不可拆卸的弹匣，其设计灵感来自并不十分理想的日本样本。
红军主炮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一种口径为6.5毫米的轻机枪印象深刻。尽管这款机枪在诺门罕战役之前已经为人所知，并且我们的专家不仅看到它的优点，也指出了其严重缺陷，但这次军方几乎认为这款日本轻机枪是理想之选。
武器工业的工作人员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几天后，慈父通过电话问我，是否看过日本的轻机枪，并询问我的看法。由于此时需要全面评估，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更详细地研究其设计，我回答说，我已经对其有所了解，但还不够深入。
慈父说道：“那不应该。”他补充道：“进一步了解一下。”
我理解这一指示是基于军方的反馈。由于我已经知道军方认为日本样本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供弹系统，因此在新的、更深入的研究中，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一系统上。结果证明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使我们能够避免在未来做出错误的决策。
我们，作为武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反对这一提议，理由如下：接受现有的日本样本，即使用6.5毫米口径子弹，不仅因为我们早在1923年就放弃了这一口径，还因为在1938年时我们已经装备了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并决定不引入新口径弹药；而且，为现有弹药设计一种新轻机枪并采用日本式供弹系统将需要大量时间，并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重量的显著增加。此外，我们认为日本样本的弹匣在战斗环境中并不安全。
作为回应，红军主炮兵管理局的局长为了展示日本弹匣的工作方式，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和关闭了盖子。
这并没有说明什么。所以，在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允许下，我也躺在地上，打开了盖子，并在弹匣侧壁上放了一根粗六角彩色铅笔，然后松开盖子。盖子以极大的力量合上，切断了铅笔。
我说：“如果机枪手不小心或在装弹时处于不利的位置，他的手指就会像这支铅笔一样被切断。”
被切断的铅笔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前排的元帅谢苗·布琼尼评论道：
“让那些喜欢这款机枪的人去用吧，我是不会用这样的机枪作战的。”
最后结论，会议没有支持用日本样本替换DP轻机枪，也没有支持设计一款采用日本供弹系统的新轻机枪。
设计上总是有一个纠结问题，究竟是按图索骥好还是添加一些自己的小想法好？显然，南部自己的理想化设计并不如意。
